2001.9.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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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Ｑ正传》的末尾处，鲁迅把阿Ｑ的被砍头，归结于国民性的 “礼教吃人”：“阿Ｑ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这回他又看见 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 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 眼睛们似乎连成一片，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阿Ｑ所代表的“狼眼睛”般的“民族魂”，也就是“礼教吃人” 的国民性，鲁迅在《随感录．暴君的臣民》中另有说明：“暴君的臣 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 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 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 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的葬礼上，一面据说是由上海人民代表所贡 献的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地黑字旗，覆盖在了鲁迅的棺材 上。逝世后的鲁迅，就这样被神圣化为灵魂不灭的“民族魂”。 同样是“民族魂”，鲁迅笔下的阿Ｑ与鲁迅本人之间有哪些大同与小 异呢？笔者的理解是：生性好斗的鲁迅与自己笔下的“民族魂”阿 Ｑ，除了同为大同人类中的精神生命体之外，另有一款具有中国特色 的大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抱定以天理自居、与天理同在 的圣战姿态，在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 与政教架构之中，无休无止地从事着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的卫 道圣战。所不同的是，鲁迅另有挟民众为人质、以神圣代表、强势走 高的制胜绝招，而智商不高又相对老实的阿Ｑ，只知道从事于一个人 单打独斗的卫道圣战。 1925年5月18日，与许广平双双卷入女师大风潮的鲁迅旧事重提： “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 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消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 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 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两地书二二》）言外之 意，鲁迅是把自己当作“为群众祈福”的圣徒来看待的，尽管冯省三 连同鲁迅自己的“为群众祈福”，并没有“群众”的同意与承认。 鲁迅给予陈西滢最为致命的话语打击与精神强暴，是写于1925年9月 19日的《并非闲话（二）》：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 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 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 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西 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 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不就是阿Ｑ式的、有着“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 颗鬼火”的“狼眼睛”的、既好战又胆怯的“暴君的臣民”吗？以 “为群众祈福”的圣徒自居的鲁迅可以骂得，陈西滢不能够“呸！” 上一声吗？！这其中的奥妙正在于赵太爷“你哪里配姓赵！”的强势 压人和阿Ｑ“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强词夺理： “……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这样的中国 人，呸！呸！！！’”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 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忽然想到》中，他又想到 了自己：“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 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对于以“为群众祈福”的圣徒自居 的鲁迅来说，屈居于“受了奴隶的骗”的二重“奴隶”的低贱位置， 本身就是绝对优越的道学资源，其神圣度不亚于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鲁迅显然没有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他所 拿手的，只是在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 的神道圈套与政教架构之中，占据以天理自居、与天理同在的精神制 高点，从事卫道式的圣战杀伐。于是，在为女师大学生代拟的呈文 中，鲁迅代表一群女学生发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圣战呐喊：“视 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至矣！”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干脆把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苏俄社会主义，尊奉 为等同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中一元绝对的神圣天理的异域天堂，进而 对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本国知识者，实施起一 轮又一轮“存天理灭人欲”的阶级圣战。对于左联中的鲁迅所奉行的 阶级圣战，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堪称是最为经典的 概括发挥。只要把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 欲”的神道圈套与政教架构中的绝对天理，由“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妇纲”之类的“三纲五常”，替换成为挟民众为人质、以神 圣代表的“阶级斗争”，新一轮的以夺取与捍卫强权专制为神圣目标 的卫道圣战，就可以无限推演、战无不胜。明白了这一点，鲁迅逝世 之后被神圣化为“民族魂”、从而在毛泽东一人专政的阶级斗争、路 线斗争、权力斗争中充当一元绝对的神圣道具与强势武器，就不难理 解。 对于中国本土从根本上抹杀个体人权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 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与政教架构，以及苏俄式的披着科学社会主义 的新式包装、却依然在玩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 的老式把戏的新式专制，真正从事过现代学理上的科学解构的，是陈 独秀和胡适。 晚年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通过对于“英美及战败 前法国的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的对比，明确指出“民主 政治之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 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 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 要的，也是13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700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藉苏联 自10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 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 的。 1949年4月14日，胡适在《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 与书信〉序言》更进一步指出：“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 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 大家仔细想想。”“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13个字的 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放眼世界，在从根本上抹杀个体人权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 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与政教架构之外，人类早就有了允许“反对党 派之自由”的民主制度。也只有在允许“反对党派之自由”的民主社 会里，才有可能为同为精神生命的大同人类中的一切个人，建构出一 个或多个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公共平台和宽容空间。关于这一点， 代表旧中国的“民族魂”的阿Ｑ与鲁迅，是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 的。时至今日依然生活在苏俄式的新式专制之下的中国的暴君与暴民 们，自然也不会明白。 鲁迅的伟大处，并不在于他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战无不胜的卫 道圣战，而在于他确实活现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本国暴君与暴民们好 斗而又胆怯的阿Ｑ式的“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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