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14 b

“6．4”已经过去12年了。我出狱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能说是为
了生计的缘故，出狱后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把89“6．4”之后，政治
犯在狱中的情况写一写。直到今年“6．4”纪念日前夕，我在网上看
到了韩东方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纪念孙传恒的文章，才猛然醒悟到，自
己对朋友和历史还负有一份责任！

谈到与孙传恒的关系，我的内心倒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们在一起
同生共死10多年，一直是相知相伴最要好的朋友。

记得与孙传恒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10月，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王八
楼”。当时我已经在那里关了快1年了。传恒入监分到我们筒道。当
时和他一起入监的还有一个叫宗景山的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
了3年）。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传恒被判的是“反革命持械聚众叛
乱罪”，因为当时判这种罪名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我记忆中只有5个
人：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和孙传恒）。而且，传恒被判的
是无期徒刑，属于89“6．4”“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一个。他来
的时候，我们正在放烟茅（监狱里允许犯人抽烟的时间）。于是，传
恒就蹲在我的对面。互道姓名之后我们就认识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
“工自联”的人。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于是，我们
很快也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

令我最难忘的一天是1990年12月24日。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
得到消息，知道明天要把“暴徒”（89“6．4”按刑事罪判刑的良心
犯）送到北京市第2监狱关押，“反革命”仍关在一监。我知道传恒
不在走的之列，所以也就没有向他道别。谁知第2天忽然发生了变
化：在走的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就开始忙着收拾行李
和向孙传恒等人告别。当要上车时，狱警忽然发现我夹在“暴徒”之
中，就说，你怎么能走呢！但是走的人数已经定了，少了谁也走不
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人代替。最后他们选中了孙传恒。常言说，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离死别。当时我的感觉确实如此。何况这一次传
恒成了我的“替罪羊”，掉进一个新的陷阱，谁知道那里有什么机
关。

直到1993年9月12日，因为北京市第1监狱要拆掉了，我们这些“反革
命”也被送到了北京市第2监狱。这时，我和传恒又在一起了。当
时，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抗议劳改产品出口。传恒是坚定的支持
者。后来我就被调了队。这一次我们在一起15天。

这之后又过了1年多，因为狱政调整，我们又属于一个大队。但是不
久，就赶上了6周年。我向狱方提出了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
这一次狱方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而政治犯中也有人对我攻击，说
我是沽名钓誉的“民运个体户”，抗议行动只能给狱内政治犯带来更
大危害。这时，只有传恒一个人站出来。他说，我们的权利是争来
的，不是恩赐来的。当时我好感动：传恒能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站
出来替一个被中共认为是顽固份子的人说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
识！

传恒的身体很瘦弱，尤其是经过1996年6月24日第2监狱的“大清洗”
之后，更是染上了许多病。据我所知，他患有腰椎病、肠结核、贫血
等综合病症。他虽然十分需要营养，但从不接受别人的东西。他食
素，却不是他的习惯。他是为了家里年迈的双亲，能够减轻家里一些
负担。后来我就劝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但是，你的平安不是
对父母最大的幸福吗？于是，他才开始吃肉。

在监狱里，我是一个不断惹事的人。1998年我因反改造、对抗政府，
被关进严管队（当时我早已不和传恒在一个大队了）。而严管队就在
传恒所在队的楼下。严管队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至今想起来仍令人
毛骨悚然。那几个月多亏了传恒、王国齐、董盛坤等人的暗中帮助，
才度过难关。那也是我和他在狱中见过的最后一面。

出狱后不久，我去他家看望他的父母，知道了他更多的一些事情。传
恒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00元的退
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传恒的开销之外，所剩无几。他们
的生活太艰难了。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为了传恒能早点出
来，每天吃斋念佛。他们见到我，流着泪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
这辈子没有什么奢望了，只盼着能这样够熬下去，见着小恒从监狱里
走着出来……”

正如韩东方先生在纪念孙传恒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过去了12
年，时间快得让人眼晕，有时晕得不敢回首……”当年的一个学生、
一个有良知的青年人，对他有多大的仇恨，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从少
年到白头要关上20年；更何况，这个人已经病得基本成了废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愤怒的话讲了也无用的。我只希望那些还没有忘
记89“6．4”的人，同样也不要忘记，中国还有一批为了当年正义事
业，付出或正在付出惨重代价的的人们。他们当年所争取的权利，也
许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或正在争取的权利！

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历史的纪念碑！（200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