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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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不论是有产者革 命、还是无产者革命，任何团体都想充当革命的主角，都不愿在民主 制的原则下容忍对方，都力图让自己充当人民的救星，而骨子里都是 帝王思想，最后拯救的也不过是他们自己。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无法合作，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和康、梁的维新运动兴起于同一历史时期，都是 在甲午战败、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形成的。康、梁亡命日本后，孙曾亲 去见康。但康有为“以帝师自任”，托故不见。梁则一度与孙往来密 切，还商议过两派合并的办法。在遭到康有为的反对并命他远赴檀香 山时，他还约孙共商国是，表示一定合作。但康、梁（从保皇派到立 宪派）和孙中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合作。1905 年以后还发生了《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激烈论战。这实际上 为以后袁世凯利用立宪派（进步党）对付革命派（国民党）以达到独 裁的目的埋下了伏线。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临时合作造成的。民国建立后这 两派也曾有过一次走向良性合作、把中国纳入宪政轨道的机会。1912 年秋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离京南下前夕，曾到天津密访立宪 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流执政（如英、美）相勉 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如当政，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 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迈向宪政民主、在政 治上展开和平竞赛的。袁世凯把共和称为“办共和”，常和人“谈办 共和之成绩如何”。可见，他蔑视共和，只是“以此为试办性质”。 上海火车站的枪声在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生命的同时，也粉碎了宋、梁 所谓两党轮流执政的梦想！当时的人就说：“先生之死，实为国运所 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此后争当历史主角的意识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 国、共两党基本上兴起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面对当时国内的军 阀割据、列强干涉，和随之而来的日本入侵，两个都自称代表全体人 民利益的革命党（不是普通意义的政党），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提 出一系列解决危机的方案。 1927年的国、共分裂，固然有种种具体的主、客观的政治原因，但不 可忽略一种深藏在中国传统之中的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的作用，即 中国传统的历史主角意识。自古以来，在王朝面临危机的动荡乱世 中，都会产生许多支反抗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打天下集团”。这些 集团均有排他性，没有容纳异己的可能。 孙中山以他的威望、诚意和大度，在改组国民党时，容许共产党人加 入，实际上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合作，以便对付军阀和列强。这在当时 就遭到党内某些势力的反对，如西山会议派。他死后，蒋介石为了北 伐的需要，暂时还能容忍共产党。但广州的种种摩擦，即已表明国、 共的蜜月已经结束。他们的分裂是必然的，只是迟早而已。一旦北伐 取得重大进展，蒋定鼎南京，他就再也不愿意接纳异己的共产党了。 而当时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民党元老都是支持“清共”的。这里面有 太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只想指出一点，从历史上看，秦末项羽、刘 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 争，等等，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 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历史的主角。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 个政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 境内出现的披上西式的政党外衣的‘党’，在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 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 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共和国初年的宋教仁以为可以 移植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 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自此以后，20世纪的中国史便被国、共之争所支配，即使在8年抗战 时期，也潜伏着国、共对立的暗流（有时是明流，如皖南事变），甚 至海峡两岸的对峙局面延续至今。 本世纪，宪政民主的理想曾两度使中国人激动。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 后（1912～1913），多党选举紧锣密鼓，搞得热火朝天。第二次是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6），国共两强对峙，民主党派活跃在政 治舞台上，宪政政治又一次成为人们的梦想。这两个时期有几个共同 的特点，都是，中国经历了巨大历史变化之后（清朝倒台和日本投 降），它的舞台上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袁世凯的北洋力量与孙中山 的南方革命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正是在两强对峙未决胜负之 前，提供了一种和平地迈向民主宪政的历史可能性。各派政治力量的 空前活跃，使中国历史仿佛出现了某种新的生机，但最终都只是九九 归一，和历史上每一次群雄纷争一样，归于一强统一之下。这是自秦 始皇以来数千年大一统的传统结局。 1945年的日本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对中华 民族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这半年时间对 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还远未被历史学家们所厘清。政协会议所达成 的5个决议，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富有民主精神和一定价值的，虽 然，那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但民主离不开妥协。关键是，这些文件 都是要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实施制衡，主张共产党及其它党 派一起参加政府，结束内战，组成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毛泽东1945 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 两个政党都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资格说话，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 中国的问题，都拥有武力，随之而来的内战的全面揭幕，几乎是无法 避免的。他们都只是争取民意，并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因此，和 是暂时的，战才是必然的。就如1927年的分裂是必然的一样，1946年 的内战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作为当时之执政党的国民党，对内 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这里面的确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 因，仅仅用政治原因是难以解释的。 姑且先不论谁是谁非，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了它背后深厚的民族文 化心理，一种历史主角意识使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都充满了龙争虎 斗：不仅仅是推翻旧王朝而已，每个集团、每个领袖都企图扮演历史 的主角，从来就缺乏充当配角的勇气。一台戏只有主角是不可能成功 的，配角同样不可或缺，而中国的政治文化里恰恰最缺乏主动的配 角。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痛了。——假如当年国、共不分裂，或者抗日 战争胜利后真正实现了民主、和平、团结，组成联合政府，现代中国 史早已彻底改写。正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造成了谁也不肯当配角， 总想独领风骚，我们的民族才一次次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孙中山和康有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先例我们都已看到，是应该充分 认识配角意识的重要性了。人人争当主角，每个集团、组织争当历史 的主角，只能导致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的分裂，使民族的精华在内 斗中耗尽精力。 我们庆幸地看到在世纪初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页——孙中山、黄 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虽然出于各种压力，但他们无意于恋栈高 位，或拥兵自重，主动离开政治主角的位置，是中国政治史上难得一 见的、具有配角意识的人，“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他们才算得上是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他们的配角意识，体现了极为可 贵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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