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2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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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中国 “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数千年来大大小小下层 的农民暴动不断，上层的宫廷政变不断。如果说有中层的政治变动， 那只有近代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曾着力论述“中等社会”这一概念。他们自 己的定位也是来自“中等社会”。杨笃生1903年提出“中等社会”可 以“破坏上等社会”，同时“提挈下等社会”。 每当变革时期，以哪一种力量作为变革主体，自然会提到历史的议程 表上来。和梁启超观点有分歧的陈天华，在他的《中国革命史论》中 认为，“泰西（指西方）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 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泰西之中等 社会何以主持革命？则以作历史者，以革命为救民之要务，从而鼓舞 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闻风而起，历史上之影响决非寻常。中 国则反是：稍束身自爱者，不敢逸于常轨，以蒙青史之诛，唯一二枭 雄，冲决藩篱，悍然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济其私心之所 欲。一般之细民，则因迫于饥寒，挺而走险，其举动毫无意识，此所 以革命同而收果异也。” 陈天华强调的是中等社会主持革命的重要性。在《绝命辞》中，他更 清楚地说：“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 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梁启超则深刻地指出了西方各国中等社会起来革命常常并非是因为救 国救民的需要，而是“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 场”。如1646年英国贵族的国会革命、1776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均与 当时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戊戌变法以康、梁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份子，可以说代表了当时 的中等社会。他们借助上层的光绪皇帝，在甲午战败的背景下，为挽 救民族危亡，呼吁变法，并进行了100天的维新实验。但慈禧为代表 的权势集团，很快就将历史上第一次中等社会主导的变革扼杀在一片 血泊之中。谭嗣同拒绝流亡，横刀向天笑，用头颅与鲜血为这一重大 的历史事件写下了一个永不褪色的感叹号。如果这次维新成功，中国 历史当然就会改写。参与变法的力量，从康、梁到光绪，只是在民族 救亡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没有切身的利益，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基 础，所以成功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辛亥革命是以中等社会为主导力量的。但各派只是在反清的共同目标 下团结在一起的，缺乏共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在把满清皇帝赶下台 之后，革命党人本身也就四分五裂了。革命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胜 利。随之而来的乃是袁氏称帝、军阀割据，掌握着权力的仍是原来上 层社会的旧官僚、旧军阀。 无情的现实砸碎了中国仅有的两次中等社会变革的愿望。历史到了这 一步，一场以下层社会（即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风暴，似乎就不可逆 转了。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上演的，注定是这样的一幕。正是 辛亥革命的惨淡失败，正是中等社会革命不能解决问题，下层的农民 起义要又一次书写历史。 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对主流文明的一种追求。 那毕竟是有别于造成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宫廷政变的，是 中国融入人类主流的光辉起点。思考这些历史的悲剧，我深深感到作 为上层的光绪帝，在维新运动中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承认变 革的必要，愿意并开始实行了变革。没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震撼 了当时、也流下了永久历史回音的一百日。甚至，即使是背叛了民国 的袁世凯，在迫使清廷退位、缔造共和的进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虽然，他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但也不能一笔抹杀他在历 史转折点上所起的作用。他后来称帝是事实。他接受共和也是事实。 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起了正面的作用。 近的来看，南非如果没有德克勒克，它结束种族桎梏的历史进程也许 最终不可逆转，但推迟10年、20年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在历史的转 折点上，上层力量所能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中等 社会的理想如果能够得到上层社会的理解，将大大加快迈向主流文明 的步伐。 20世纪刚刚结束。新的一个千年已曙光初露。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中，我们回顾历史，无论农民起义、宫廷政变，都已成为遥远的陈 迹。然而，近百年前青年梁启超、陈天华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不仅是 中国式的问题，也是人类在寻求新的变革时共同遇到的问题，恐怕还 将是一个久远的话题。
2001.10.21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