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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变革中建设远比批判来得重要
——读史有感(3之3)—— Previous Part

傅国涌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就是中国人匍匐在王权
脚下的历史。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已习惯于下跪,始终站不起来。即
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形式上不再生活在磕头、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
被奴役的命运,使国人在思想上依然是跪着的。在精神上、人格上,
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面对古老的专制传统,面对阿Q、韦小宝
们,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消极的批判上,而应着眼于建设性的积极创
新,让中华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把民族心理的改造放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就是希望由思想认识层面入手,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梦想。他的整
个宏大的计划,完全是建设性的。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他更多的时候
不是立足于批判,而是着眼于建设。所以,从最早提出“创立合众政
府”、“创立民国”,到后来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他一
生都在思考着如何在这样一个东方集权社会里,建设起符合人类文明
准则的新国家。

他的同时代人梁启超、宋教仁等,也都在思考。一百年过去了,他们
的精神遗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新民说》,曾震撼过老大中国,给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
了新的理想和价值。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在日本先后创办
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刊,写了大量宣传新
思想、新观念的文章,影响之大在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可谓首屈一
指。1905年,他与《民报》论战时的文章,虽然当时看来,就多数青
年的心理而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但
梁所描写的共和革命后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
不与后来事实相似。他的笔尖常带感情,感染了、启迪了整整一个时
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
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梁启超在辛亥革命
以前所写的大量政论,其中包括许多传播宪政的文章,无疑对当时中
国的立宪运动起着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立宪政治在中国
的尝试和失败,梁启超的精神遗产已渐渐被人淡忘了。
 
宋教仁最后以鲜血涂红了他的宪政理想。人们往往只知道他导致被袁
世凯暗杀的政治实践活动,却忽略了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宋教仁在
民国前后的价值所在。

在革命党人当中,在汪精卫们忙于暗杀(甚至蔡元培这样的翰林都去
造炸弹)的时候,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将制度建设看得比单纯的
改朝换代要重要得多。当时象他这样有远见、重视建设几乎是仅有
的。

他的成为十足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当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的时候,对民主宪政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他,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领
袖。他提出了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方案。但理想没有来得及付诸
实践,他就过早地为理想而献身了。他在制度操作层面和梁启超在思
想层面提出的问题,共同构成20世纪初为使中国早日跨入一个新时
代、一个和人类先进文明接轨的时代所作的最有价值的思考。他们期
待着中国在精神上、制度上都站起来。但中国还是黑暗如初、落后如
故。

因此,在他们之后才有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陈独秀、鲁
迅、胡适、蔡元培……。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对中国现代
大学教育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提出的“自由办学,兼容
并包”的思想,不仅开创了北大、而且将继续影响着未来的中国。

他们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指出一点:胡
适一生以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文字,给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注入
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反复陈述现代文明中的几个最基本的准则,即
言论思想自由、容忍异己(包括反对党)、和平转移政权等。这些文
明世界的常识,对我们却是何其陌生。胡适的思想没有什么高深莫测
之处,却说出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了解的常识。自由主义在本质上不
是为专制、权势捧场的,相反,却为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寻求思想、人
格独立提供了最直接的武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面对先辈们未完成的精神遗产,我感到建设比批判
更重要、更迫切。建设首先是思想的建设。没有思想的启蒙,没有人
性的肯定,没有对历史灾难的反省,我们终于还是精神的奴隶,我们
精神的膝盖仍然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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