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1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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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相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 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 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 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 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 （《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相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 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 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 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 是“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 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 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 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 陈乃乾、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 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 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就被拔高到政治 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 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 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 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两地书》原信 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 说是“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 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 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 ……”（《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 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 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 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 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 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 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 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 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 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 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 故也”。（《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 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相情愿地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 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于和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 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 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两地 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 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 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 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 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 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 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 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六，1926年12 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 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 耀，这种事情在阿Ｑ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 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你算是什么东西’ 呢！？”比之于阿Ｑ，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自己连同许 广平的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却有情敌 嫌疑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顾颉刚的反 “注意”。被鲁迅一相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 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 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象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 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 “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 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象中国人，象英国人”。（《两地书》原信一 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谋到美差的鲁迅，终 于完成了由卖身个人到党派卫士、再到唯我独尊的三级跳，于半推半 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 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 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 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 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1 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 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缉，正 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中心”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横竖种种谨 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 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 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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