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1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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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与孙伏园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 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 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 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 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 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 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 出《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 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 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 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 “《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 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 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 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 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 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 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 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 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 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日丢下饭碗辞职 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 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 刀杀人的旧伎俩，于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 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 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 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 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 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 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 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 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 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 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 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 滞留广州的鲁迅，表示“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 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 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江浙俱属党国所 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 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 阿Ｑ式的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Ｑ被捉时， 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 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 适来往书信选》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 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 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 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 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 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 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 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 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 （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 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 他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 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 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 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 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 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 ‘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ＣＰ或ＣＹ，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 ‘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 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 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 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 鲁迅所谓“新的世故”，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 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 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 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Ｑ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 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 对“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 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 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 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 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的 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 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 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 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鲁迅为绝对神圣的 “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 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 都没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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