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16 b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
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
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
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
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
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
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
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
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嘛是关在牢
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
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
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
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
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
一特殊身分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
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
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
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
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
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
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党时期，据说他还遭
到过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
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
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国，和毛泽东统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
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
《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党或什么机构的恩准，
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
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
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
代。

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
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
“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
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
对无产阶级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国的未来，他有过
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
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
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
“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
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
“民族魂”，虽然毛泽东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
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
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
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
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
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眼里，他只不过是个
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

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
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200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