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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邓小平实用猫论的牺牲品(上) Next Part

刘晓波

吴江的《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当年亲历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内斗争的吴江先生,是70年代末推动思想
解放运动的主将之一。“6.4”之后,他成为在野的党内开明派或曰
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力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其思想倾向与李慎
之、李锐、于光远、李锐、胡绩伟、朱厚泽、杜润生、王元化、秦
川、邵燕祥、戴煌等人基本一致,而与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在野毛派针
锋相对。

我与他素未谋面,却经常读到他发表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他的
那些回忆性的文章,特别使晚生受益非浅。他的《1979年理论工作务
虚会追忆——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2001年10月号),记述了一
些当时党内斗争的史实,特别是敢于触及中共的禁区“西单民主墙”
的勇气,实在令晚生钦佩。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在政
治上极为下流的一面:邓小平怎样利用民意支持重新执掌大权,掌权
后又如何为安抚党内毛派、为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而牺牲民意的。

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邓小平当做维护其权力的牺牲品

作为支持邓小平复出的主要民意象征,是1976年的天安门“4.5”运
动和开始于1977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二者的命运完全不同:前者得
到了平反,并一直受到中共的正面评价;而后者却被残酷镇压,并始
终是中共的禁忌之一。

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
畹町等人,要嘛在当时被判重刑或流亡,要嘛在后来的89运动、组党
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现在,民主墙一代的大部份人被迫流亡国外。
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为什么民主墙一代会遭到如此厄运?除了他们作为大陆民间政治反对
派在观念超过了邓小平所能承受的底线之外(如魏京生提出的“第五
个现代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内部的权力之
争,他们是邓小平维护其权力的牺牲品。这一点,从吴江先生的回忆
中能看得很清楚。

邓小平利用民主墙运动

据吴江先生回忆,民主墙在78年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就已经出现。
“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
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
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
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当时的“民主墙”受到了很多中共高层人物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
剑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在与日本社会党党魁佐佐木良谈话时,对
“民主墙”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民众公开提出意见是正常现象,
“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
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而且,这种言论并不仅仅
限制在内部传达,而是发表在1978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

全力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说得更明确。他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一
次讲话中说:“党的11届3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
民民主典范。”

邓、叶二人之所以如此支持民主墙,就在于利用民意和社会舆论向党
内的“凡是派”施加压力,为邓小平等人最终执掌最高决策权增加政
治筹码。

邓小平掌权妥协为巩固权力而让步妥协

然而,当邓小平在11届3中全会上执掌了权力之后,这位实用主义的
政客在“凡是派”的压力下,必然要为巩固权力而让步妥协。而这种
妥协的最大牺牲品就是“民主墙”运动——这场为邓小平的重掌权力
提供了民意支持的民间运动。

据吴江先生回忆,在1979年1月到3月底的“理论务虚会”期间,中共
决策层对“民主墙”的态度由肯定和支持转向了质疑和批评。党内改
革派经过与凡是派之间的讨价还价、利弊权衡,认为民主墙的言论已
经发展到弊大于利,所以最终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取缔“民主墙”。这
就导致众所周知的对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的审判。

胡耀邦等人的无力感

从吴江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胡耀邦等人(包括吴先生本人)对取
缔民主墙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具有左右全局的权
力,也就只能默许邓小平的这种“过河拆桥”的卑劣权术。

吴先生说:“对于“民主墙”的过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马观
花地去过一趟,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议论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当然谁都
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组有两位同志对‘民主墙’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材
料,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从他们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墙’已经有两
年历史了,开始被看作社会民主舆论的代表,改革势力支持,‘凡是
派’痛恨。后来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
那里表现,也有外国人介入,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未经法律手续认
可的团体和‘地下刊物’,还从贵阳跑来了一个什么‘启蒙社’(几
个工人组成)。当然会有一些别有用心份子混迹其中。于是出现了一
些攻击性的言论,丑化共产党的言论;‘四人帮’的余孽也乘机活
动,他们贴出了为江青翻案的大字报,全面攻击中共11届3中全会。
事实说明,尽管‘民主墙’活动初期表现出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
途,但是这种活动方式最后证明也容易为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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