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24 a

打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当初的北京大学，犹如今天的中央党校，是
培养官员的衙门学校；不少老学生的官位与年龄，要比教员高得多、
大得多；体育教员上体育课时，曾经喊过“大人向左转！”、“老爷
开步走”之类的口令。这自然是官本位的中国社会才会出现的中国特
色。这些老学生的日常功课，并不是钻研学理、探索知识，而是带听
差、打麻将、钻门洞、吃花酒、逛妓院、拜把子。这种局面直到蔡元
培到任，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1918年1月19日，刚刚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倡议发起北大进德
会，并在《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拟定准入条件：“甲种会员：
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
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
戒。”

此举受到全校上下的普遍响应。截至5月18日已有468人报名入会，其
中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当时整个北京大学的人数不过
2,000人。6月1日，进德会选举评议员和纠察员。陈独秀与蔡元培、
夏浮筠、王建祖、温宗禹、章士钊、王宠惠、沈尹默、刘师培、傅斯
年、罗家伦、陈宝锷等职员、教员、学生任评议员；郑阳和、李大
钊、李辛白、章味三、胡适、钱玄同、马寅初、陈大齐、李石曾、康
白情、陈宝书等职员、教员、学生任纠察员。

自己制订或认守的戒约，自然应该认真履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
身作则”。不过，抢占了“以天下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精神制
高点的中国强人，往往习惯于让别人“作则”，自己却偏要凌驾于一
切法律、法则之上，任性而为、战无不胜。进德会时代的《新青年》
主编、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替天行道”的卫道强
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指引别人、运动别人，自己
的双脚却并没有迈进“民主”加“科学”的现代化门槛。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氏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在乡中有贤慧之名，生
有延年、乔年两个儿子。1910年冬，陈独秀置家中的妻儿于不顾，与
同父异母的妻妹高君曼同居，曾引起乡里的非议。来到北京后，陈独
秀在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又经常弃高君曼于不顾，跑到
八大胡同的妓院里纵情纵欲，从而引出1919年3月26日夜晚，蔡元
培、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对于他的命运的调整与改变。
因为，两年前，陈独秀正是汤尔和、沈尹默二人向蔡元培鼎力推荐而
入会的。

作为当事人，汤尔和在1935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中交待说：“当时所
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
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师表，至如
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胡适在12月28日当天回复汤尔和说：“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
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
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
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我疑先生终是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
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

胡适信中的浮筠，就是同为进德会会员的北京大学理科院长夏浮筠。
进德会是否就陈独秀与夏浮筠的破戒行为进行处理，已经难以考证。
有据可查的是：早在1919年3月1日，北大评议会就通过了原定于暑假
后实行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
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其目的显然是要变相免除陈、夏二人的学
长职务。由于多家报刊拿陈独秀“挖伤某妓之下体”大做文章，再加
上学界内部颇具势力的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诸人联手发难，蔡元
培不得不于4月8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开
会，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举马寅初为教务长，
陈独秀、夏浮筠被改聘为教授。

此后不久，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回游学。陈独秀则因为在北京前门外
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警方当场抓捕。1919
年9月16日被释出狱后，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