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27 a

3年前的11月30日，是徐文立先生再次被捕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当
天晚上9点多，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查建国给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打电
话，通报徐文立被抓、被抄家的消息。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等民
主党骨干的家门口被警车堵住。警车的马达声在深秋宁静的夜晚显得
格外清晰。

我与徐先生虽在民主墙时期就已相识，但要说共事，时间还要推到
1998年开春以后。此时，他的家和季节一样生机勃勃、热闹非凡。每
天，来来往往的热心朋友少则十几个、多时不下数十人。有的朋友一
呆就是一天。他家的两小间简易房，人总是挤得满满的。一些“悄悄
话”有时不得不去厨房里说。他是一位精明强干、有组织能力、热情
好客、不知疲倦的人。凡到他家登门拜访、想与他结交、或托他办事
的人，均可得到他满意的回应。就是他一时不能帮忙解决的问题，他
也能令拜托人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离开。因此，北京的大多数民运
朋友很自然地把他的家当作民运基地，把他看作民运的带头人。

徐先生经常把自己和朋友们对国际、国内的热点问题、重大事件、民
主理论探讨、政治变革的对策研究等方面的论著和相关文稿，传递、
寄发到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家里（有选择地也转发给官方和新闻媒
体），让大家了解到民运的进展情况。正是这项有力度的宣传工作的
及时和到位，使得全国各地民运朋友的的干劲倍增。武汉的秦永敏主
办的《中国人权观察》、我发起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全国出现的组
建中国民主党运动，都与他前期民运的准备工作有着直接、间接的关
系。

那时的徐先生为了推动民运工作，晚上休息的时间很有限。有时，他
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就是在这3、4个小时里，他也免不了经常接
受国外的媒体采访。我记得，有一次晚上10点，洪明给我打电话，说
老徐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怕出事，让我也关注一下。我打了几次也没
人接。事后我问徐先生才知道，他太累了，实在挺不住了，把电话线
给拔掉了。据我所知，除人为故障（电信部门捣乱）外，这是他唯一
的一次自我放弃使用电话的权利。

徐先生的妻子贺信彤女士，值得在此一提。在民主墙时期，她把自己
的家当作《四五论坛》的编辑部。在徐先生10多年的牢狱监禁结束之
后，她把自己的家再度当成民运的办公场所。面对每天熙熙攘攘的来
客，她不能正常生活起居。除整天接待徐先生的朋友、给他们烧水做
饭外，她对徐先生没有怨言和责怪。在徐先生两度被中共投入监狱
后，她不断为自己的丈夫奔走呼吁。她深知自己的一生不可能享受普
通人的正常生活：要嘛，与丈夫铁窗相隔；要嘛，整天过着民运大家
庭清贫的生活。

从93年开始，中共为了政局稳定，把3年一届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改为每5年举行一次。98年正逢代表换届。为了迎接这次难得的基
层代表的竞选活动，徐先生在97年就对中共推行的现行选举制度发表
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也与我合写过相关的文章。98年夏季，我们以
“政治反对派群体”的形式，对中共的选举制度发起挑战。他受我们
的委托向新闻界发布了10几篇参选新闻稿，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
最令中共恼火的是，他直陈现今官方领导的人大代表选举“是黑箱作
业”。中共的法院在把他判处13年徒刑时，把这句话也当作对他量刑
的根据之一。

徐先生前后被判刑期长达28年，6次被抄家，传讯、拘留一类的迫害
则不计其数。但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监狱外，他那为民主甘愿坐
牢的超人勇气和献身精神，始终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光辉典范。他20年
多来，对中共警方的威逼利诱从不屈服。他领导民运朋友冲击专制体
制的行动从未间断。他追求民主的坚韧和执着，不但激励过许多民运
的后继者，就连中共警方也被他的伟大人格所折服。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面对中共集权专制的野蛮残暴，许多民运朋友选
择了去海外与中共对抗。而徐先生却以立足国内、“我不下地狱谁下
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印证了自己是个挑战中共专政的跨世纪头号政
治犯。用中共的话说，徐先生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头面人物”。
得此殊荣，徐先生高山仰止、当之无愧。（2001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