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2.2 b

1914年6月10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2号，刊登有陈
独秀署名“生机”的《致甲寅记者函》，说是“国人唯一希望，外人
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
教科书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也。”

随后，不甘心“静待饿死”的陈独秀应《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邀请，
赴东京任《甲寅》编辑，并于1914年11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
文，从学理上完成了“自觉心”对于“爱国心”的超越与置换：

其一是对于欧美“爱国心”的自觉：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
　　……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
　　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
　　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
　　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其二是对于本国形势的自觉：

　　“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
　　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
　　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
　　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

其三是“自觉心”对于“爱国心”的置换：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
　　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
　　国家。……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
　　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
　　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
　　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此文一出，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颇大争议。有人甚至斥骂陈独秀“不
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
治本科留学的李大钊，也以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来补救和改造陈
独秀的“自觉心”。按李大钊的理解，陈独秀的“自觉心”只是没有
“自觉”的“厌世心”：“国家为物，既为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恶，
未免过当。……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
吾人以绝望自灰。”

这种硬把国家置于“生存所必需”且不可“字以罪恶”的绝对神圣位
置上，无非是要抢占绝对爱国的精神制高点来实施反贪官不反皇帝式
的替天行道。更有甚者，李大钊于有意无意中还把陈独秀的所谓“厌
世心”，与国人的自杀挂上了钩：

　　“近者中、日交涉，丧权甚巨，国人愤激，骇汗奔呼。湘中少
　　年，至有相率自裁者。……夫自杀之举，非出于精神丧失之徒，
　　即出于薄志弱行之辈。……惟望政治及社会，各宜痛自忏悔；而
　　在个人，则对之不可蔽于物象，猥为失望，此即自觉之机，亦即
　　天堂天国之胚种也。……驱聪悟之才，悲愤以戕厥生，斯又当代
　　作者之责，不可不慎也。”

为了自己悬想中子虚乌有的“天堂天国”，一相情愿地替天行道的李
大钊，对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文人”，提出了“奋生花之笔，扬木铎
之声”的神圣要求。此时的陈独秀，因高君慧病倒在上海匆匆回国，
并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几年后名震大江南
北的《新青年》。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鼓吹的，依然是“自
觉心”：

　　“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予
　　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
　　耳！”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5．4”运动大爆发的那一天，陈独秀干脆以
《公同管理》为题在《每周评论》20号上发表议论，说是：

　　“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
　　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
　　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
　　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

几年之后，陈独秀终于与李大钊走在了一起。然而，李大钊在把自己
理想中的“天堂天国”坐实为苏俄社会主义的时候，却不得不躲藏在
俄国大使馆的旧兵营里干革命。本国军阀公然违背国际公法，硬把李
大钊连同他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同志从东交民巷使馆区抓捕归案。他向
本国当局提出的最后请求，是“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
连，则钊感且不尽矣！”本国当局回报于李大钊的是：1927年4月28
日一次性绞杀包括李大钊本人在内的20位国共党人。

铁的事实告诉人们，对于如此国家，陈独秀此前的“字以罪恶”并非
“过当”而是真正的“自觉”！没有“自觉心”的，反倒是李大钊本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