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2.12 b

一、《海浪花》

我凝视昨日的轮回，总带着一种默默的忧郁。爱和恨就象一口落满枯
干的深井。我知道人生最本质的负面就是对死亡的恐所产生的脆弱：
往日的无情和今日的无奈。
 
1981年1月1日晚，我坐在《海浪花》编辑室里的时候，青春饱满，思
想飞扬，时年25岁。

窗外已经很冷了。我和孙维邦预感到一场大规模的打压就要来临了。
次日，有牟传珩在汇泉广场组织要求制订新闻出版法的签名活动。维
邦嘱我只去观察，估计可能出事。不久，中央和省分别下达1号和4号
文件。邓小平的讲话也杀气腾腾。

这时，《海浪花》已停刊。我们正在酝酿中的《人》，完全是个理论
刊物。理论建树是维邦的一贯宗旨。此时，我们不主张把矛头指向
邓。于是我们继续组稿、审稿、校对。

不久，民刊机关刊物《责任》第一篇就刊出王希哲写的社论《邓小平
你错了》。又过了数日，我们收到傅申奇的一封信，表示要与王希哲
等人北上抗争，语气豪迈、坚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

当时，孙维邦、徐文立主张在体制内最大限度寻求发展空间，不搞全
国性组织，不搞激进活动，继续以启蒙和交流形式办刊，被称为“北
派”。王希哲、何求、朱建斌、傅申奇、秦永敏、锺粤秋等人因在广
州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被称为“南派”。

当时我认同徐、孙。维邦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们多次磋商应对措
施，划定由哪些人承担责任，对交际圈内不同人设定了不同的说辞。

4月8日，正在北京新华门外静坐的王希哲等一干人被捕。4月12日，
青岛也进行了大逮捕。孙、牟被判刑。我被传唤，在厂被软禁十多
天，后又被职大勒令退学（青岛职大政治系被称谓政工干部“小黄
埔”）。我知道我的政治生命完结了。
 
二、母亲

4月12日夜6点多钟，孙、牟所住商河路、寿光路和我所住普集路几个
出口都被封锁。在数千度镁光灯下，20多名警察对我家进行了长达8
个小时的大搜查。他们搜遍了我家的每一个角落，逐页翻遍了我的每
一本书。

由于居民电无法承受，他们是带着专用发电车来的。这种阵势吓得母
亲小便失禁。更要命的是，在强光刺激下，母亲青光眼发作，不久就
瞎了一只。

母亲知道我没有错，只是劝我不要再管一个小老百姓压根就管不了的
事。母亲还淡淡地讲了她一生经历的两次大抄家。一次是土改时查浮
财，仅有10几亩地的爷爷被查抄。家中所有的箱子、盆盆罐罐，都被
贴了封条，当然也包括她的嫁妆。那一惊，一乍留下的恐惧还没有磨
灭，却又遭新一轮袭击。

母亲抚着我的肩膀说：“儿啊，我禁不住再一次折腾了”。我无言以
对，只能默默点头。结果，母亲在病魔袭击下于年底过世，年仅59
岁。所幸的是，89年我再次被折腾时，母亲在也看不到了。

三、孙维先
  
孙维先是孙维邦的小妹，也是我的校友。初办《海浪花》时，他们
兄、妹二人配合默契，时称“兄妹开荒”。

在“4．12”事件中，她以我和她的同学关系作掩护，极力淡化我在
《海浪花》中的作用。她不亢不卑、有理有节，义正词严与办案人员
巧妙周旋。她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敬。那时的她，既有秋瑾式的豪气和
坚贞，又有杜十娘式的美丽和率真。她举止优雅洒脱，有一种难以抵
御的美，旷达而深邃。

我与孙维先的友谊圣洁而温馨，象迷人的瓦尔登湖。记得她乘10月一
放假，设计了一次浪漫的崂山之旅：由我们自带行囊、食物、铝锅，
乘自行车绕山三日行。第一天我们一行三人露宿在龙潭瀑下的小沙洲
上。我们三人相偎而眠（还有《海浪花》的另一位姑娘），月光皎
洁、流水潺潺、美人如花。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夜啊！

有一天早上，匆忙中她穿着睡袍打开门。谈话中她目光闪烁，有点惴
惴不安。我才发现她睡袍上部可以窥见她的乳房。我的心怦然而动。
一种强烈的欲望紧紧攫住了我──不可遏制的爱爆发了。几天后我写
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向她示爱（此时海大某大学生正追求她）。她的婉
言拒绝，使我们的友谊生出少许尴尬。后来我才知道，全国不少民运
朋友都向她示过爱，均被一一拒绝。

四、几句闲话

82年春维邦出狱后，兄、妹二人再次拓荒，尝试着做各种生意。直到
维邦铁心开饭店，维先就截然辞去工作以助维邦。

20多年过去了。早就有一些关于维先的流言。最近海外又传孙维先是
特务，出卖过徐某某。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有无凭据。我所知道的孙维
先，为人严肃、认真，个人品格高洁，几次在处理与民运事件和朋友
上都襟怀坦白，不失原则。民运群体关于特务的流长飞短太多了。我
以为任谁都不应随意戏弄这顶帽子。

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令我感慨的是：海内、外经常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晃动，正所谓“风雨故人来”。现实的功利对良心的逼仄和犬儒主义
的空前繁荣景观，也许正印证了这句话：“对自由的丧失和对死亡的
恐惧是人最本质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