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2.28 a

久闻王若望先生的大名，却对他并不了解。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望经邓大人亲自点名，与刘宾雁、方励之
一起，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而开除了共产党员的党籍。不
过，我对这些并不关心，所以也不去留心他究竟“化”了些什么，后
来又怎样了。直到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83岁的王老先生已于2001年12
月19日在美国逝世，才从一些回忆、纪念文章中知道了：王若望原是
《上海文学》的副主编，其“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1986年在
《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文章。
1989年，70多岁的王老先生又因参加声援学生运动的抗议游行而被
捕。1992年，他流亡美国。

王若望客居美国9年多。据说，他临终之时非常想念上海，非常想念
他留在上海的7个子女。从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在美期间，他显然
曾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却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原因是他“拒绝了中
共提出的两个回国条件”。我不知道这“两个回国条件”是什么，也
懒得查询。因为，我绝无资格与权利对此作出什么“仲裁”。然而，
我却或许片面地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拒绝一个身居异国他乡的老人
返回自己的祖国。因为，这无论从亲情、乡情乃至爱国之情方面说，
都不太合适。

你想，国、共两党虽然也曾有过两次合作，可是称其为“世仇”大概
不算过分：国民党的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个共产党人的鲜血；而共
产党则消灭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并将其赶出了大陆。面对如此血
海深仇，中国共产党尚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一度酝酿着
与国民党搞“第三次合作”，高奏起“同属黄帝的后代”之曲。

可是王若望老先生呢，他不但是“黄帝的后代”，而且其手上非但没
有共产党员的鲜血，还于16、7岁时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英勇战斗，
并为此而蹲过国民党的大狱呢！我们不是一直标榜要全面、客观地看
待一个人吗？即使他后来有了“错”，甚至有了“罪”，则抓也抓
了，关也关了，如今连“世仇”国民党都可以“和为贵”，对一个风
烛残年的老人，就算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他回国，默许他回来，以慰
其思乡、思亲、思国之情，也不行吗？

于情于理，待世仇国民党何其宽也？待老人王若望何其苛也？

现在正提倡以法治国，那就再从法律方面来谈谈吧。

古时候的刑罚，有杀头罪，有坐牢罪，还有既不杀头又不坐牢的流
放、充军罪。流放、充军的地点，宋代有沙门岛，清朝有宁古塔，外
国的沙皇俄国则有西伯利亚。

如今虽不听说有什么流放、充军罪了，却多了条将人逐出国门之外
──当然，公开的法律条文上没见到，报刊上也没登过，可现实中确
确实实有呀。古代的流放与充军，都是在国门之内。可见现在果然开
放了，进步了，连服刑也面向世界了。

然而，即使逐出国门，总该有个期限呀，岂有“老死不许回国”之
理？嘿，有了，古希腊城邦中有个什么“陶片放逐法”，即每年年初
召开民众大会，由公民将其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记在陶
片上；某人票逾半数，则被放逐国外10年。期满可以回国，也可以提
前召之回国，归还其财产并恢复其公民权。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何不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一个什么
放逐法，将可能危害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人，由公民或人大委
员、或人大常委投票，超过半数或一定比例者就可以公开地、光明正
大地将其逐出国门了。

这样做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体现执政者的民主精神与法制观念
──法律是我们通过民主程序制订的，你既然触犯了放逐法，自然应
被依法治罪，没什么含糊的。二是可以让罪犯心中有个底：我被判了
放逐3年、5年或10年、8年，期限一到，就可以回国了；被判监禁的
犯人如遇到特殊情况，如有的生病了，可以保外就医，有的可以判刑
几年，缓刑几年，则判流放的犯人遇到特殊情况，是不是也可以援引
其例，特殊对待，如“保内探亲”或判几缓几呢？

诚如是，则国家既有开明之形象，王若望等辈又无老死不得回国之
叹，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