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6 a

被誉为“20世纪中国精神化石”的《思痛录》作者韦君宜于2002年1
月26日中午12时33分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84岁。笔者与这位文
坛前辈素无来往，只是《思痛录》的一名普通读者，无缘参加各种仪
式性质的告别与悼念，谨以此文表示一份心祭。

《思痛录》中令笔者大为受益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黑帮生
活”的纪实。当时笔者为写作《田汉别传——影剧之王的浪漫人生》
正在搜集相关资料。

据田汉1966年6月29日日记记载，全国文联各协会此时已经实行军
管，田汉最为直接的保护人周扬也已经下台。军宣队的李政委当天找
田汉谈话，“问我这些时候想些什么。我把心里的苦恼告诉他。我对
自己的看法很难提到中央对我的看法和态度。我怎么能是反共老手
呢？”李政委对于田汉的要求则是：“检查要从大处着眼，从文艺思
想着眼，17年来哪些文艺思想受了周扬的毒害，又通过自己毒害了人
民。而不必支支节节不得要领。有些问题可以慢慢解决。”

到了7月份，田汉与文化部、文联系统的大小官员，被关进社会主义
学院过起了集中营式的“黑帮生活”。从田汉7月7日的日记来看，他
当时所采取的是接受改造的合作态度：“第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
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对我的改造极好。”

比之于田汉日记，韦君宜《思痛录》中的相关回忆显得更为真实：

　　“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
　　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
　　起来当然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
　　受骗’。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八扭地画成
　　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田汉的儿子田大
　　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称他为‘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
　　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
　　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但是，光是这样黑帮
　　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
　　回去斗。”

与韦君宜的回忆相印证，田大畏在1993年3月与董健谈话时的说法
是：“好象入了地狱，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忽然成了牛头马面。”

被剧协“领”回王府井文联大楼之后，田汉们所受到的“斗争”就不
再限于“触及灵魂”而常常要触及肉体了。据张光年发表于1988年
《新文学史料》第6期的《回忆田汉同志》介绍：

　　“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
　　天，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我和田汉及别的几
　　位难友被‘革命群众’揪斗的时刻。好容易我从台上被赶下来
　　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
　　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象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
　　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张光年心目中的“田汉同志”显然是与加了引号的“革命群众”进行
斗争的英雄人物，而不是韦君宜笔下“互相揭发”的“黑帮”和田大
畏所说的“牛头马面”。而在实际上，包括张光年、田汉、韦君宜在
内的“互相揭发”的“黑帮”们，一直是抢占“存天理灭人欲”式的
革命天理的精神制高点斗争别人、改造别人的“革命文化人”。文化
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针对张光年、田汉、韦君宜们的替天行道式
的革命行动，与张光年、田汉、韦君宜们在反胡风、反右派中针对胡
风们和右派们的革命行动一脉相承、同出一辙。韦君宜的《思痛录》
之所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精神化石”，就在于她觉悟到了这一
点，从而放弃了抢占“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革命天理斗争别人、改造
别人的革命惯性。写作《回忆田汉同志》的张光年，依然是坚定不移
的“革命”中人，与被“革”去性命的田汉保持着“革命精神”上的
某种一致性。

1967年2月17日，田汉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1936
年与田汉一同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的阳翰笙，这一次又与田汉一
同被关在秦城监狱。田汉在楼上，阳翰笙在楼下。田汉在楼上遭受严
刑拷打的声音，阳翰笙听得清清楚楚。正如他在《哭田汉》一诗所写
的那样：“楼上忽停咳嗽声，知兄负屈病垂危”。

1967年7月，田汉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
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
若干年后，家人在田汉的遗物中见到了他最后的文字。第一篇是写于
1967年7月1日的一首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
　　惜抛我头。”

第二篇写于1967年9月25日，说是：

　　“家里钱尚未寄来，9月已到月未，很着急，国庆18周年即到，
　　写了一首七律，以表兴奋：‘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舜尧
　　天。……美蒋枉自相骄殄，七亿吾民莫比坚。’黄医生说“‘你
　　糖尿病已治好，高血压也平衡了，又来心脏病，你这个机器有问
　　题。’但我还是有自信，我还能支持若干年，为人民做些有益的
　　工作。”

一个死心塌地“革命”几十年的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打入
另册抛入监狱，除了往“主席道路”与“七亿吾民”之类“存天理灭
人欲”式的神圣“天理”上挂靠自己与包装自己之外，再没有任何东
西来支撑自己并不自觉自主的精神生命。极其残酷地葬送了他的精神
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偏偏就是他死不改悔地挂靠效忠的“主席道路”
与“七亿吾民”。

借用戴震的说法，田汉所遭遇到的正是比“以法杀人”更为酷毒、也
更为恐怖的中国传统的“以理杀人”。所不同的只是把三纲五常、忠
孝节义的旧天理掉换成了“主席道路”与“七亿吾民”之类的“革
命”天理：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在下之罪，
　　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孟子字义疏正》卷上）

比之于宗教神圣化的“主席道路”与“七亿吾民”，至死都在巴望着
“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的“田汉同志”，不过是遭遇“存天理灭
人欲”式的政治清冼的弱势个人。他所犯下的正是“莫须有”的“在
下之罪”。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被较为及时地推翻否定，田汉必将作为
化名李伍的一名罪人销声匿迹……

（2002年1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