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7 b

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如果不是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收入了
林牧《胡耀邦一百天的超前改革》一文，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早在
1965年春天，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
记的胡耀邦，就提出过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
济”为核心的一系列观点、主张，并付诸实践，推行了100天的超前
改革。张爱萍将军当年6月曾动情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
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作为百日改革的亲历者，林牧先生的这一回忆，揭开了30几年前胡耀
邦在西北高原牛刀小试、推动改革的感人一幕。遗憾的是，公开发表
的只是节选本；直到2001年10月，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
《怀念耀邦》（第四集），才收入全文《胡耀邦主政陕西的两百
天》。处于“一国两制”之下的出版方，为获得北京内部发行的恩
准，被迫要求作者用笔名“秦越人”，留下了一个无奈的遗憾。

1964年11月30日晚上，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胡耀邦到陕西上任之际，
“三秦大地，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68
页）面对“一幅紧张、贫穷、凄惨的图景”，不到一个月后，他就提
出了包括“解放思想”、“尊重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和风俗人
情”、“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提倡政令公开、反对
神秘化”、“不要搞文艺批判、学术批判了”等在内的不止石破天惊
的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不失开明色彩。这一切仿佛在寒冷、冰封的
西北大地吹起了一阵阵春风。

在山雨欲来的1965年、山鸣海啸般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
夕，发生在偏远的西北的这场没有打出改革旗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
要建设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它晚于1956年的匈牙利之春，早于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2年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在全国大
力推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改革开放的努力也一脉相承，
称其为“长安之春”并不过分。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林牧，
作为胡耀邦的重要助手（他并不是外界所盛传的胡耀邦秘书），有幸
亲历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并在此后漫长的12年中承受了后人难以想
象的劫难，被打成“反党集团”骨干，关入监狱、牛棚……，为转瞬
即逝的“长安之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他无怨无悔，永远都为自
己参与创造了这一段历史，感到温暖和骄傲。

“长安之春”注定了只能昙花一现。胡耀邦在陕西小范围内所作的局
部改革，贯穿着对人的尊重。所有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
举措，都是围绕着解放人、尊重人性这个轴心。在阶级斗争年年讲、
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环境下，他的这一选择，无疑需要巨大勇气和
胆略。从这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20年后他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
爱”的某些影子。这位10几岁就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对理想矢志不渝
的“红小鬼”，经历了太多弥漫着血腥气的、极为严酷的党内斗争。
他的心灵却没有被异化。他的目光依然那么纯净。他始终怀抱着对普
通人真挚的爱。仅这一点，他就值得我们长久怀念。正是由于这一
点，他会在主政陕西的短暂时光，开创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这是
当时大大小小“左”的地方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也是最高领袖所不能
接受的。他简直成了异类。等待着他的，只能是无休止的违心“检
讨”，以及没完没了的缺席批判。令人深思的是：当胡耀邦在西北遭
到不公正对待时，无论是高居“文革”胜利者一方的毛泽东、还是即
将被打入地狱的另一方（刘少奇、彭真等），至少都是默许的。

从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到1965年3月11日陷入四面楚歌般的批判、围
剿，不过才100天；直到6月20日他被迫黯然告别西安，总共也只有
200天。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改革本身还带着浓厚的人治气息，
“人亡政息”，随着他的政策遭到否定、批判，一切都化为乌有。其
实，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即使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
东欧国家，也都以残酷的失败而告终。“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镇
压21年后，一场“天鹅绒革命”结束了违背人性的极权制度。面对尘
封37年的“长安之春”，我想从人性终于开始恢复的那一刻起，无数
先辈追求过的一个尊重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制度，也就离我
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