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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的国民与民主
——与东海一枭、许志林商榷(上)——
张耀杰
在网上读到东海一枭、许志林二位先生讨论民主的几篇文章,笔者既
受到教益也有所思考,信笔写出,就教于大方之家。
引起论争的是东海一枭在《民主论坛》发表的一篇《从梁漱溟的观点
看民运》。据介绍,本文的写作动机是“在海外《罕见论坛》看到过
一篇贴子名为《执政民主中国,你准备好了吗》……有所感触,乃借
梁漱溟之手,给‘民运’当头一棒,……”。
许志林的文章堪称是对于“当头一棒”的反弹,说是“象东海一枭那
样持有中国‘民主缓行论’的人,在看到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之
后,是否应该重新订正自己的观点?”
谈中国的民主,当然避不开“民主”的真正“主体”即中国国民,特
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中国农民。东海一枭的说法是:
“老枭出身耕锄世家,虽跳出农门,仍常回乡下老家看看。当前
农村确实蕴蓄着巨大的不满情绪。但这不满,矛头所指是贪官污
吏和苛费杂税,而不是体制本身。……比较而言,江、浙农村还
是比较富有、开放的。那些偏远、塞闭的地区,恐怕更不知民主
为何物矣。……他们倒是希望多出些明主、清官来为民作主
哩。”
“知识份子群体情况要好一些,却也不容过于乐观。……与18世
纪刚刚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相比,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或有过
之,但精神条件大大不如。”
对于以上的评估,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只想对“不知民主为何物”
有所补充。笔者认为,民主并不单单是挂在嘴边的一种精神性的东
西,而是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活生生的社会诉求和社会制度对于每一
个个人的精神生命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性保障。换言之,民主至少应该
包括民主意识、民主资源、民主制度等相辅相成的多个层面。仅就民
主制度来说,中国本土或者说是中国大陆的“民主为何物”,不仅中
国农民不知道,包括东海一枭在内的“知识份子群体”也同样不知
道,大家所知道的正是“体制本身”的“贪官污吏和苛费杂税”。道
理很简单,民主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真正地、制度化地实现过。
好在“一个中国”的台湾,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进而实现了相当的民
主。许志林文章中摘抄于《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一书的相关文字,
所介绍的正是台湾的“民主为何物”:
“现今台湾民选总统陈水扁先生,家庭出身极为贫寒,父亲是佃
农,靠做长工挣钱。在他小时候,他的家庭属于台湾的‘三级贫
民户’。家中年年欠债。陈水扁硬是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成绩优
异,赢得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没有任何背景,靠自己的
努力,靠自己的奋斗,赢得民心,最终当选为台湾的民选总
统。”
“陈水扁出身贫苦,比较能够接触下层群众,他从做律师到竞选
县议员、竞选县长和立法委员,长期活动在基层,比较有群众基
础。陈水扁这些经历所积累的资源和平民出身的形象,是连战这
样的豪门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无法相比的,因此,他的胜选,与
他个人因素是分不开的。”
顾名思义,民主就是国民自己当家作主人。这其实是自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上一再强调的事情。歌手
张也在《走进新时代》中唱得更为明白:“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
主站起来”。所谓“当家作主站起来”的大前提并不是“我们”,而
是《东方红》中“呼儿咳哟”的“大救星”:“大救星”需要“我
们”趴下去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趴下去,
于是就有了抗美援朝中100多万军人的被牺牲、反右派中55万文化人
的被打倒、三年天灾人祸中上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
无数人的被打倒和全国老少的跳忠字舞、读红宝书……《国际歌》中
“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的西方民主,马克思所说的
“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西方人道,在中国本土只剩下一块有名
无实的空头招牌,“当家作主站起来”说到底只是替民作主的官方机
器欺民愚民的诳话,能够象台湾那样确实保障本国本土的国民“当家
作主站起来”的民主制度还无从谈起。
没有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组党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并不等于没有民
主资源和民主意识。东海一枭所说的“农村确实蕴蓄着巨大的不满情
绪”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宗民主资源。笔者曾多次到过浙江义乌、诸
暨、东阳等地。这里土地贫瘠,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人民公社时期,
当地农民只好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靠着鸡毛换糖和补锅、修伞之类
的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靠着一点点原始积累开始
了经商营市办企业的创业道路,还一度遭受当地政府的围追堵截,多
亏义乌市政府放松了对于他们的禁锢与捆绑,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的步入辉煌。不少农民由此掌握了经济发展上的自主权,从而实现了
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初步民主或准民主。相对于纸上谈兵的文化人,这
些拥有自主经营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的中国国民,才是民主化进程
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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