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17 a
2002.2.17 a
关于本国民主，东海一枭的政治表态是：“但是，比起台湾来，大陆 的民主化障碍大得多，困难多得多。作为一个以21世纪最大的民间诗 词家、思想家自许的知识份子，我愿尽我心、尽我力，为民主自由鼓 与呼，同时寄望于执政党内开明人物、改革派和健康进步势力，…… 那就可挽狂澜于既倒、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相对于自下而上的揭竿起义来说，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无疑是最少 破坏性和最具建设性的民主途径。只是单纯“寄望于执政党内开明人 物、改革派和健康进步势力”、而无视作为民主主动力的民间力量自 下而上的民主诉求，难免有“希望多出些明主、清官来为民作主”的 嫌疑，“作为一个以21世纪最大的民间诗词家、思想家自许的知识份 子”更有抢占精神制高点、压倒别人的强权嫌疑，至少应该是一种阿 Ｑ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法”。 回顾21世纪的中国历史，一个颇为沉痛的教训就在于，打着民主旗号 抢占精神制高点、乃至于政治制高点的优胜人物，偏偏是没有多少民 主意识和民主诚意的专制者与独裁者。“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们是最 为典型的一个例证。同样“无法无天”的还有文化界的鲁迅、郭沫若 们。中国文化人意识到这一点的却并不多。 我们且来看一下《铸剑》中宴之敖者替弱势者报仇雪恨的强词夺理：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 债的资本。我的心里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 仇！”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这事全由你。你信 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 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 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番强权话语的内在逻辑是，我宴之敖者才是唯一值得信赖的救世 主，拥有替弱势者复仇的无限正义和无限权力，你必须贡献出“你的 剑”和“你的头”，连同你的全部信仰由我包办、由我共产，我才能 够设下骗局杀死国王，从而实现三个人同归于尽的“大出丧”。返观 历史，一篇《铸剑》无形中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 与《铸剑》相印证，鲁迅当时在与许广平的书信往还中，也半遮半掩 地说出了不少“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心里话。这其 中最为极端的一句就是：“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 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 事也哉，……”（《两地书》原信十九，1925年5月3日） 比起鲁迅来，郭沫若的表现更为不堪。1925年由中共地下组织一手操 纵的“五．卅”运动，一直是被当作工人阶级的爱国运动加载史册 的。身为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与鼓动者，郭沫若在写于1937年的《创造 十年续篇》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 “我是经过‘五．卅’运动涤荡的过来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 好多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 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下 去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 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 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 由郭沫若“以理杀人”式的“目中无人”，笔者不得不对许志林所提 到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书名中的“庄严”二 字发生怀疑：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们在打出“民主”的旗号的时候，内 心深处当真在思考着《国际歌》中“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 皇帝”的西方民主和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西方 人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假如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真有民主 诚意而不是帝王意识的话，早在延安时期就应该建设出一整套切实可 行的民主制度，号称“挽救失足者”的整风运动就不可能发生，“呼 儿咳哟”的《东方红》也不可能唱遍大江南北。 满清王朝与蒋家王朝旦夕覆灭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专制制度的倒台 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民主进程的缓与急也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条件成熟的时候，一次或数次四两拔千斤的偶发事件就可以导致 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在中国政坛和中国文坛最终抢占压倒性的绝对 势力的偏偏是不民主、不人道的毛泽东、鲁迅和郭沫若们的历史事实 又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造就出相当一批能够克服帝王意识 和强权意识的劣根性而真诚致力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华盛顿、杰斐逊式 或者说是李登辉、陈水扁式的领袖人物和精英人物。在这方面，局限 于或满足于纸上谈兵、书生论政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胡适、储安平们 是不够格的，许良英、东海一枭连同笔者也同样不够格。时势造英 雄，要造就出这样的既缔造民主制度又接受民主监督的领袖人物和精 英人物，还有待于民主资源、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全面整合和切实 进步……
2002.2.17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