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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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文章，在时间的距离上，这些文字距离现在已 经是快60年了，但我仍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张爱玲不同于鲁 迅，她是从来不想让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么时事的。但是，于不经意 间她笔下的文字还是让我感到惊奇。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面 这样写到：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 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 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了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 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 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是啊，多数的年轻人都是爱国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轻人之爱国到 最后竟然会爱出罪来！我们爱中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 么东西吗？ 就象我在几年前对别人说我要写《谁对得起中国？》的时候，别人也 问：什么叫“对得起”中国？你要“对得起”中国的什么？谁需要你 对得起中国？我为什么要对得起中国？中国对得起我吗？ 几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头都大了 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头大心冷，是因为我想起了谭嗣同、秋 瑾、李大钊，想起了刘和珍，想起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还有那 个手拿“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馒头却仍然没有治好 病的儿子。 让我们看看鲁迅写于1925年4月29日的《灯下漫笔》——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 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 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 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 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 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 竟已等于牛马了……当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 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 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 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 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 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日后的‘臣民’看来，是给 ‘主子’清道辟路的……” 从时间上看，1925年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时候距离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段距离呢，而现在的我 们不是已经早就远离了法西斯时代了吗？可是，当我读鲁迅的这篇文 章的时候，却从来都没有感觉过时间的流逝。 谁对得起中国？ 也许，发出这样的一句问话，我在一些人的眼里立即就会成为另类。 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和责任问这么一问。我的这个感觉还是从我儿 子那里得到的。记得在他刚刚5岁的时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 他不愿意去做。于是，他就站在墙边歪着头很不服气地问我：“小孩 也是人，为什么小孩就总得听大人的呢？”是呀，我们已经听了太多 太多的“大人”的话。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干啥就干啥” 的“好孩子”。我们很少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听 “大人”的话。我们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的对的。中国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逼 的；在赵高专权的时代，谁敢说鹿不是马？ 在经历过太多次的指鹿为马以后，大多数聪明的中国人都学会了拍 马，以至于在今天，拍马已成了一种气候、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大家 都几乎认为是非常正当的手段。但是，因为性格的因素，我还是学不 会拍马，而且，我也不能允许自己也混迹于那样的一群拍马者的行 列。我知道，拍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马者”自己的事情。 但是，稍一动脑，我们就能知道，许多对大多数人严重不利的事情， 就是那“拍者”和“马者”在背后达成的交易。所以，我对拍马感到 十分的厌恶，厌恶那副没原则地喊“好好好”、没是非地说“是是 是”的嘴脸。而且，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喜欢别人拍马， 喜欢好大喜功，喜欢报喜不报忧，就离危险的边缘不远了。 所以，我要发出这样的另类的声音，大声地问：谁对得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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