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3.30 a

今年3月，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运动。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罢工、示威、游行是下层劳动人民向政府统治层
表达意愿的一种很普遍、很正常的手段。在美国、法国、英国这类国
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规模不大不小的集会、游行、运
动。在他们的政府和人民的眼中，这是一种很平常的政治生活。允许
老百姓通过理性的正常抗议，政府才能直接地了解人民的意愿，知道
人民需要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反感什么，从而，拉近政府与
平民之间的距离、化解社会矛盾。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动荡、混
乱，相反，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比中国社会更稳固。

在中国，任何上规模的平民集会与示威游行，都很容易让政府联想到
颠覆政权的阴谋。而中国政府在信用上，从来就不曾让人放心。它对
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也常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与
人民群众相互间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可言。我必须大胆指出，产生这
个现象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方。比如，政府执法部门在某些中、高级
领导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过法律程序对公民进行逮捕，进行秘密
审判。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信用、形象好不好的问题。这首先就降低
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同时也表现出它对自己非常缺乏信
心。因为，他们连自己能不能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都缺乏信心。

事实上，群众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正可以考验一个政府的信用度及其执
法效率。因为这时，社会矛盾已经浮出水面。一个政府的水平，也正
是通过它在处理这些社会矛盾的手法的是否高明上面体现出来。

根据世界近代史上的经验来看，政府对群众和平集会采取非法手段加
以绑架、逮捕，似乎不但不能消除、而且只会加深社会矛盾。这样的
非法手段每用一次，也就好比是在黄河边上加高了一层堤坝，最终将
使黄河成为一条悬河。我们的祖先大禹以疏导代替围堵来治理黄河的
典故，体现了很高的统治艺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则古代封建帝
王及臣僚们都懂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其不凡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下岗工人的运动与当年大学生的运动不同。
他们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经济来源都被剥夺时，就更没有什么好失
去的了：坐牢与在外边挨饿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所以，一味抓人，
并不见得会产生当年逮捕学生的效果，而镇压的手段则更不可取。下
层劳动人民在贫困到无可忍受时，生命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不再珍贵，
有时反而成了可以舍弃的包袱。民不怕死，怎能以死吓他们！到那
时，受损的将不仅仅是人民与政府，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尽力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乃是执政党的天职。
中国的各级党政机关大楼的办公室里，经常都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烫金大字。但是很不幸，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对这句空话抱过
任何指望。其实，只要政府能够依法治国、依法治官、依法治民，老
百姓管你是不是人民公仆、你在为谁服务！不管县太爷、还是卖饮饼
的武大郎，大家都是拿工资挣饭吃。当官的对不起那份工资，老百姓
当然有权把他撤了。所有现代化文明国家都这样，也不见人家就变了
天了。参照西方国家，及时进行体制改革，取缔特权阶层，同时开展
全国性的惩治腐败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政府迟早要做的事。为了
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天不做，明天也要做，而，迟做不如早做，早做
不如现在就做，还赶得上青史留名。

因此，中国政府现在绝不能再任意漠视民意了。处理这起风波，政府
应该立即把工人们被贪官污吏剥夺去的利益还给他们，释放所有被扣
压的工人代表，承认工人运动的合法权利，同时，把大庆石油管理局
里涉嫌腐败的官员移交法办，查个水落石出，并将审判结果公诸大
众。以后，其它地区有类似的事情都依此处理。如此一来，政府将会
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迈出很好的第一步。（200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