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4.18 a

今年4月5日，我的丈夫杨靖又被警察“请”走，不能自由行动，说是
又 逢每年的敏感日子。每年4月5日、6月4日，外国的负责人权事务的官
员来京，他都会被“请走”。因为，他参与创办、编辑了大陆建政以
后的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论坛》，并因此坐了8年牢。

傍晚，他被放回家后立刻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再见了“四．
五”，再见“四．五”》，谈他在26年前这一天的经历和感受。文章
谈到他在那天晚上因赶回工厂上夜班而侥幸躲过了那场大镇压。看到
这，我不禁哎呀一声：“那一天我也是差一点就被捂在里边了。”
（捂，北京方言，即被一种强大的突如其来的力量压伏在事发现
场。）杨靖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你写出来吧。”

1976年春，我25岁。最高当局命令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我作为一
个小厂的团支部书记，便进驻了一所小学，叫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按照上级的指示对小学生们及小学教师们进行毛泽东思想的
宣传、教育。记得有一次带小学生们去农村劳动，晚上睡觉前老师问
一个同学想家吗，这个小胖子响亮地回答老师：“我时刻想念毛主
席！”看着孩子的样子真是想笑却笑不出来。

1月份，数万人泪洒十里长街、送走了周恩来的灵车。3月底的一天，
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下，出现了一个小小
的花圈。很快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花圈、诗歌
载着人民的心声汹涌而来。从那以后，我天天下班都去天安门广场，
也抄了很多诗。

4月5日，我下班后先去看望歇产假的姐姐，返家途中直去天安门。骑
车到珠市口附近时，我就听到从北面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讲话声音，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会儿清楚，一会儿又听不清。问后，我方知是
吴德市长的讲话录音。内容大概是让人们离开天安门广场。我想天都
这么晚了，莫非天安门正在举行什么集会？我不由得加速驶向天安
门。

一到前门就走不了了：城楼周围，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堆得满满的；
身穿蓝棉大衣的工人民兵臂挽臂连成一堵长长的、厚厚的人墙，不许
人们穿行通过。我挤到前面，隔着人墙向天安门方向张望：所有的华
灯都没开，天黑、路黑、广场黑，目及之处一片黑暗。我问“人
墙”：“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能过去吗？”“不能！”
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我顺着人墙推车，心里纳闷：虽然天黑咕隆咚的，可广场那么多的花
圈、松树林里那么多的白花，借着月光，也应该看得见呀，怎么好象
都没有了呢？是我看花了眼、还是另有其事呢？不行，我得弄明白怎
么回事。固执的我没回家，而是绕出人墙进了西郊民巷。这条胡同人
少，好象没有“岗”。我又拐弯进了石碑胡同，也没有人。我一直骑
车驰向北出口，就是8341部队驻地楼前。这里倒没见有工人民兵站
岗。我向东直奔天安门。黑漆漆的马路空荡荡的。今天虽然没下清明
雨，远远望去沉沉欲坠的乌云，却好象就要落在长安街上。我有点发
怵，又想，不行，我得看个究竟。

到了人大会堂东北角处（广场口），只见天安门广场一片空荡，什么
花圈、标语、诗歌、小白花、总理像等等都荡然无存。条条地砖静静
地躺在地上。没有华灯照耀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却象一片墓地，令人
毛骨悚然。我更惊愕不解的是：昨天纪念总理的花圈还把广场排得满
满的，走路都得绕着走，今天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忽然，我看见纪
念碑碑座的最高处（浮雕的上层，碑的下边）有一片白色，而纪念碑
的两层平台却黑黑的。我突发奇想：可能是怕下雨淋坏了纸扎的花
圈，就把花圈撤走换上了盆栽的松树。要是这样，也很好：松柏长
青、悼念无限嘛。我骑车直向纪念碑，近看方知：我所想象的松树、
柏树根本没有，只有很多人围在浮雕前用手电照着贴在浮雕旁的一篇
文章在读。我连忙把车靠在一排旗杆下面，转身上了台阶。

我刚走上第一层平台，忽见东南方向放出了红、黄、绿三个大火球。
哎呀，怎么回事，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本想再向纪念碑走去，又马
上转念想，不行。新的自行车是我向别人借的，这三个大火球万一着
火烧了自行车，怎么办？于是，我反身走下台阶。

奇事又出现了：当我从纪念碑向西南走，借着月光，我看见从人民大
会堂南门徐徐走出一支单行列队，人人身着兰色背带裤，手持长长镐
把与我相对走来。我倒吸一口冷气，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们向纪念碑方
向走去。当时正是1976年4月5日晚上22点钟。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升空的三个大火球便是镇压行动开始的信号弹。

记得1971年我在黑龙江军垦兵团插队时，在中央“备战备荒为人
民”、“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兵团里天天练兵。那时，深夜若有大
的行动，我们就发信号弹。而今在天安门广场竟然有信号弹升起！那
天被捂在里边的人，不是被警察抓走、就是被棍棒打得头破血流。后
来，报纸声称：这是平息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伟大胜利。

接踵而来的是大清查、大搜捕。各单位追查4月5日前后去过天安门广
场的人。我说我没去过。我知道如果我跟他们说了实话，我就会被戴
上莫须有的沉重的政治帽子而终生受苦。

两年以后，我与杨靖相识并爱上了他。杨靖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
友，名叫刘青，很有思想，还是独身。我说我有一个女友可介绍给
他。几天后，我约他们和杨靖一起去观看一场音乐演出。当我们在音
乐厅门口见面时，刘青对杨靖说：“今天我们不去听音乐了。我们去
西单民主墙吧。今天，那里有民主讨论会，而且，我们和徐文立联系
了，准备办一份刊物，叫《四五报》或《四五论坛》。”

后来，我拉着我的几个女友也参加了《四五论坛》的工作。没有多
久，大家为我和杨靖举办了一个热闹而又别致的婚礼。那天清晨，是
我们的老大哥徐文立为我作的头发，使我显得更加漂亮（听说他现在
在监狱里，头发全白了，牙齿也快掉光了，唉……）。从那天以后，
一种具有新的意义的、然而又苦难深重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