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5.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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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画家。画家的“抽象思维”使其只关注点、线、面、色彩，沉 缅于形式、构图的创新，而淡漠社会的现实。画家往往是出世的。他 在虚拟的世界追寻着虚无的世外桃源。然而由于“错位”，我被媒体 称为“绝对公益维权”，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阴差阳错”使行为艺术家成了“绝对维权”的公益起诉人，是由于 人生经历了太多的切肤之痛。“85艺术新潮”以来，西方的各种花样 翻新的艺术潮流涌入国门：达达艺术、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 术……伴着印象主义、浪漫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思潮，一波 又一波地涤荡着僵化了几个世纪的中国画坛。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 最负盛名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人头济济的开幕式上，突发了 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首例“行为艺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之女肖鲁 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之子唐宋，对着自己的装置作品《街头电话亭里 对话的一男一女》放了一枪。 这一枪惊震了中国的高层，让北京公安局的防暴警察，火速地包围并 封闭了中国美术馆。作为现代艺术的弄潮儿，严正学参与并目击“行 为艺术”的全部过程。被美术史论家们称之为《枪击事件》的行为艺 术，除了惊骇沉寂的画坛外，其意义还在于检验中国的“法治”—— 在万众瞩目的事件中，中国的公安到底会如何处置两名非法持枪的挑 战者？“行为艺术”的成功之处是：画家根据中国当政者的执法惯 性，准确地预算了他们的非法持枪、开枪会安然无恙，因为他们都不 是一般意义的高干子女。唐宋被请进公安局后马上就获得了自由。于 是官方的资深艺评家们云云：中国的政治环境宽松了，艺术家们的 “胡作非为”至少得到了一些理解。 这一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突发奇想，萌发 了“民告官”的“行为艺术”，以身试法的目的旨在检验中国法制的 庄严或虚假。 “民告官”成了赢家是1992年。 1992年，我已聚居在“北京园明圆艺术家村”，成了该城市部落的一 员。那年夏天，我去宁波接一个记者团来台州采访组稿，途经三门 时，遭遇中央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打击卖淫嫖娼”大抓捕。台州公 安、联防倾巢而出的执法中，当夜，一个不轨的执法者在“打击过 程”中强暴了一名无故被传唤的年轻农妇。这个充满辛辣讽刺的“抓 捕”，执法者知法犯法的“执法”，驱使我再一次产生“民告官”冲 动，以检验“法”的真伪。我对台州市公安局提起控告。立案后，台 州市公安局法办了这个执法的败类使我得到鼓舞。 “民告官”让我蹲两年大牢的事件发生在1993年。1992年底，我被艺 术家们拥戴为“园明圆艺术家村”村长，1993年3月，我又被浙江省 椒江市（现台州市）的老百姓推举为民选的人大代表。该年7月由于 警察施暴，《状告北京公安局》的“行为艺术”，受到数十家国内、 外新闻媒体的曝光。在诉讼中，我多次遭受到要被撞死街头的恐吓。 紧接着，发生了支撑我家庭和艺术创作经济来源的儿子严溯宇被撞死 街头的事件，应验了恐吓电话的咒骂而死于非命。暴死街头的惨案， 激起了全国一千多名知识份子签名声援和北京350位知名人士的联名 呼吁。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终于签发逮捕令，有关部门设 “鸿门宴”抓捕我入狱。在北京镶白旗看守所，我被关进“橡皮牢 房”，后发配北大荒的北京双河劳教所强劳。其间，我关过小号（禁 闭室）、戴过双重铁镣。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搏 中，我曾遭受6根电警棍同时电击3个多小时的酷刑。 1995年春天，陈希同倒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庭在狱中向我宣读判 决书，告知施暴警察张弛被判刑1年缓刑1年，并赔偿我两万元经济损 失（此案后来还被当作案例由海淀法院结集出版）。作为胜诉的受害 人和“民告官”原告的我，仍是一个羁押狱中、尚未被罢免的民选人 大代表，是在遭受新一轮警察暴行——六根电警棍同时电击酷刑── 期间，接受法律对前一轮警察暴行的判决和赔偿的。迟到的正义、藐 似的公正，并不是真正的正义和公正，仅只是执法者作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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