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5.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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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灭顶的磨难之后，我成了大写的“人”。在禁锢的 牢狱里，我将自由的精神和不羁的灵魂，倾泻在巨幅的宣纸之上。北 大荒强劳日记编成了大墙文学《阴阳陌路》。“行为艺术”让我经历 了真正的人生。狱中的收获才使我成了“民告官”的真正赢家。 “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成了“完人”之后的我，仍继续着我 的“行为艺术”。我奔波于法院、检察院之间，在状告北京市劳动教 养委员会、控告北京市监狱局的同时，又向黑龙江齐齐哈尔法院、检 察院提起对北大荒北京双河劳教所、黄战友监狱长的诉讼……在遭拒 绝后，我跟随着一群群深仇大恨的上访者，辗转于北京半步桥和正义 路，寻求着人间的光明和正义！ 北京监狱局终于派人去东北双河监狱调查，终于有了书面答复。曾对 我施以酷刑的监狱长黄战友被剥去了警服，一开到底，成了我“民告 官”行为艺术中第3名受到严惩的警察。为此，“王海打假，老严打 鬼”的故事，在京城文化界广为流传。 我锲而不舍地连打了近30个“民告官”官司，有拒绝立案的，有驳回 诉求的……也就是说：败诉了，还是败诉！就是做了赢家的几个行政 诉讼，又何尝不是名胜实败，输得更惨。但我并不在乎结局、而在于 过程：败诉能促人深思而体悟司法的真谛。中华民族是一个期盼了数 千年“明君好官”的民族。渴望“包公”、相信“人”不相信法律的 历史积淀，使“人治”仍是司法的传统。对法律忠诚和信仰的缺失， 必然导致对法律的漠视，甚至对法律的任意践踏而使民主法治仍为稀 缺。 我是法律的理想主义者——法治的根本是治吏；吏治开明，中国才有 希望！ 在我遭受家破人亡、禁锢北大荒的恶运时，家乡台州的“官匪”竟乘 人之危，搞了多起强抢霸占我儿子生前开办现代广告公司所经营的霓 虹灯场地设备事件。 “白加黑”是黑、腐、恶、黄势力勾结最形象的解说词。“温岭黑社 会”是台州官匪勾结鱼肉百姓的典型。 1996年，我出狱回到台州后，即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交涉。在交涉过程 中，又发生了工商银行椒江支行行长杨志友雇用民工光天化日下砸抢 现代广告公司发布中的霓虹灯广告事件。在维权的取证中，我发现所 谓“台州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竟是由椒江工商银行行长、主任和市 府官员开办的。我走访市政府向身为市长的孙贤彪控告。受到推诿的 我又遭“不识事务”的耻笑。当我再次找到当时设在海关大楼五层的 市长办公室时，我遭遇了市长被抓的现实。（台州市长孙贤彪涉及一 起腐败大案，后被判死缓。）官员的蛮横是因为他们握有绝对的权 力，而绝对的权力是产生绝对腐败的根本。这就是我向贪官状告污吏 所悟出的教训和感慨——不能指望流于形式的“自己监督自己”制度 性腐败的现状，而且必须抛弃仍然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清官”情节。 “人治”是不可靠的。完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来自社会公益维 权的监督，使立法确立“社会公诉人”的地位，以催生中国公民公益 诉讼的权利。 在此同时，我又代理了11名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货船、勒索现 金、没收货物的集体诉讼，状告广东省边防局。此案在椒江区人民法 院行政庭立案后，我曾长途跋涉前往海、陆丰调查，并取得大量证据 返回，但由于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官官相护的暗箱操作被驳回了起诉。 在权大于法、钱大于权的时空里，民告官的诉讼，往往只能陷入绝 境。迫于无奈，我欲重蹈上访覆辙。1999年5月7日向有关部门申请50 人反腐败游行，到国家司法部前示威和请愿，敦促政府尊重民意！当 年6月18日，我在杭州遭拘捕。反腐败申请，竟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 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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