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6.1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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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狱 1992年的5月28日，那个难眠的初夏夜，我永远不能忘却。那天，我 的丈夫刘京生没有象往常一样回家。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当窗户重 又放亮时，我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第2天，我联系刘京生的好友胡石根，找不到，联系王国齐，也找不 到。刘京生的朋友们似乎都失去了消息，我明白：预感中的事终于发 生了！ 对于他所从事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来来往往的朋友和他 们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在做着危险的事情。在中国这个泛政治环 境中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畏惧。由于家庭 背景的原因，我从小对政治敬而远之。政治对我们这个满清遗族来 说，等同于“整治”。这种天生的敏感使我觉得刘京生他们很幼稚、 天真。但是，我不能阻止刘京生。 我把刘京生彻夜不归的事告诉了我的公婆。他们阴沉着脸，什么也没 说。我惊诧他们的沉着。作为早年加入中共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的中级 领导，他们有着太强烈的组织意识和政治原则，连自己儿子的事都不 愿发表议论。 父亲几天不露面，儿子刘晓光向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 骗他说，爸爸出差办事。由于刘京生曾经做过小商品的生意，也有过 外出的经历，所以儿子当真了，没再问什么。 在沉默、压抑的气氛中过了半个月。6月14日的一天早上，几个警察 敲响了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警察的神情，明白了即将发生什么。 当时我的儿子刘晓光正在屋里。我告诉他马上到旁边楼的爷爷、奶奶 家去。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张写着搜查证的纸片，宣布道：“刘京生因为涉嫌 反革命罪被刑事拘留了，现在要对你的家进行搜查。”接着便开始翻 箱倒柜。 政治，这个我从童年起就被父辈告诫要躲避的东西终于还是找上门 来。这是宿命，忘不掉的政治记忆，脱不开的政治噩梦。 许是我过于粗心，我从来就没翻动过刘京生的个人书柜。警察们从里 面翻出一捆印刷品。他们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把我搜集的“6．4” 期间的资料也抄了出来，尽数没收。 警察走了，我看着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间，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想起了我的儿子。我急忙下楼往公婆的家里走去。公公阴沉着脸开 了门，把我叫一边小声说：“晓光一直叫着要去找你，我们没让去， 怎么样？走了？” 我茫然地点点头，视线一直在寻找我的儿子晓光。 晓光跑过来，我捧着他的脸，使劲地摸。婆婆从屋里走出来，站在一 边，默默地看着我。我们这一家人都有点呆呆的，只有不懂事的晓光 抓着我的衣服在叫我。 二、审讯 刘京生被捕，家里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了。派出所的片警上门。市公安 局政治处的人光顾。在单位里，我也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对于这 样的局面，我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难免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警方的盘问。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同事的目光。我 不知道怎样告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样面对未来的生活。 抄家后的半个多月，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7处的通知：到7处接受问 话。 我利用休假的时间，转了几趟公共汽车来到位于北京城南半步桥的7 处办公楼。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预审和一个青年预审。他们都严峻得 绷着脸。问话从我是否参与了刘京生的活动开始。 “你知道刘京生做的事吗？” “不知道。” “不可能，你们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他做的事，你难道不知道、不参 与？” “你们大概不了解我。我对政治没兴趣。不光没兴趣，我讨厌政 治。” “别说得这么无辜。我不相信你对政治没兴趣。” 让我说什么呢？我想告诉他，让我给他讲述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家 传，让我告诉他，我从来就没有申请过加入共青团，让我告诉他，政 治在我看来就是揪斗、就是抄家、就是喊口号、就是人整人？这么丑 恶肮脏的东西，我凭什么要对它感兴趣。 话题一转，他们又问我：“刘京生平时都接触什么人？” “我再说一遍，我对他接触什么人没有兴趣。”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胖子的。” 胖子，我想起来了，叫许东岭，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青年。我不知 道他的政治抱负。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同他的几面之交，我只 感觉这个青年人，政治热情很高，处事城府不深，至少我觉得他不象 是搞政治的。 “Ｘ年Ｘ月Ｘ日，有人让你把ＸＸ东西转交给刘京生，有没有这回 事？”预审员又问。 “没有。”我一点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 短暂的沉默，中年预审说，“说不说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掌握了事 实，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就不作为证据。你如果不说实话，后果你自 己负责。” “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承认你所说的事，那我就胡说一气。” “那倒不必。是事实你必须承认。不是，你也可以否认。我们要求讲 真话。” “我要说的话就是：没有这事。” 问话结束了。他们站起身。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气。他们要我走到审讯 桌前，在那个白白的记录纸上按下了血红的食指印。 盘问过后，我要求见刘京生。 “现在不行。”警官回答。 “什么时候行？”我追道。 “结了案再说。” 此后，我就开始等结案。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 了。我多次打电话，但是，结果都是一个：“不行。” 我实在忍不住了，愤懑之极。我提笔给写了一封信，斥责7处无理关 押，是借机要挟。我还写了一首顺口溜： 医生从病人身上挣钱， 老师从学生身上挣钱， 交警从司机身上挣钱， 领导从工人身上挣钱， 你们从犯人身上挣钱。 写完，我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把信封好，到家门口附近的一个信筒， 将信放了进去。 几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家，婆婆告诉我公安局来电话，叫我去一趟。 我说：“不去。” 婆婆说：“他们怕你不去，还特别提醒说，如果你不去，他们用警车把你带走。” 我没说话。两天后，我又挤上公共汽车，几次转车后，坐到了7处预 审室那个受审的位置上。 还是那熟悉的预审室，还是那故作威严的预审员，他拿着我的信，用 略带愤怒的神情看着我：“这是你写的吧？” “是。”我答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这是我对你们执法不公正的宣泄。” “不对，你这是诽谤。告诉你，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也抓进 来。” 当时我不知从那来的勇气，突然站起来，对着他嚷起来：“好啊，你 们平白无辜抓了刘京生，今天还要抓我。可以啊，抓吧。我今天就不 走了，明天把我的孩子也带来，我们一家三口正好就在这团聚了。” 看我大发雷霆，他的神情反倒缓和下来，露出笑容：“别激动，别激 动，有话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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