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6.21 a
2002.6.21 a
四、责难 1994年12月，在经过了漫长的羁押和审讯后，法庭开庭了。 当法庭宣布带被告进庭时，我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我看见了身体瘦 弱、脸色苍白的刘京生。他显得很是憔悴，走进法庭后，不住地向旁 听席上看。 我特意起身，以使他能看到我。我们的目光终于对视。他的嘴角露出 一丝微笑。 法庭最后陈述时，刘京生的声音低沉、语速缓慢。他对法庭指控的事 实一概承认。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有罪，而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 宪法所允许的，比如结社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最后，他看了我一 眼，说道：“我没什么后悔的。我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对不起自 己的孩子，让他们和我一起受苦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略带哽咽。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后来法庭宣判，刘京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 年，王国齐11年。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些青年才俊。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不过41岁，更有人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有一些人真的很无辜，他们只是参与一些事情， 甚至可能并不清楚“中国自民党”这个组织的情况，也被判处了较短 的刑期。 一个人仅仅为“自民党”运送过资料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97年他服刑期满，来到我家。他神情萎靡，衣着邋遢，看了叫人很 是同情。 他向我陈述了他凄惨现状：他的一辆汽车被没收了，老婆离婚了，年 幼的儿子不明缘故地患上精神病。 说着，他开始掉泪，开始向我抱怨起刘京生。告诉我都是刘京生害了 他。 我很同情他。我改变不了他的情况。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大忙。当时， 我真想替刘京生说声对不起。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觉得我没 有这个资格。我想这话应当等刘京生出狱那天，由他向这些无辜受牵 连者说声抱歉。 五、鼓励 我尽力想帮助那些因为自民党案而受牵连的人。我找到了北京知名的 宗教活动人士、北京平安医院精神科医生徐永海，请徐永海为他那患 精神病的小孩治病。 徐永海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北京的圈子里以为人厚道、乐于助人著 称。别人有难，他每每施以援手，而且决不计报酬。徐永海开始利用 业余时间自己出资为他的儿子治病。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他的孩子放 弃了治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徐永海的忘我和牺牲。 提到徐永海，我觉得还应该谈谈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帮助我的人 们。 刘京生被正式宣判的那些日子，是我最迷茫的时候。我感觉到从未有 过的空虚、无助。 于今想来，如果没有刘京生的这些朋友，我真的不知那段日子会怎样 度过。 我忘不了刘青、还有刘念春夫妇，他们的登门看望，给了我极大的鼓 励。有一个在杂志工作的编辑，怕我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隔三差 五来看我，陪我聊天，谈天说地，转移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他们的好 心，我也就尽力做得很轻松，表现出我的无所畏惧。我曾经笑着向一 位朋友发誓：“我决不会以泪洗面。我会永远笑着面对生活。” 1993年，王丹刚刚出狱就来到我家。看到我每天上班，儿子的爷爷、 奶奶又年事已高，很难照料孩子，他就给我的儿子刘晓光找了个家 教，辅导他学习，另外也帮我照料孩子。 更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开书店的朋友潘青，把我叫到他的书店去帮助 卖书。一来让我有事可做，忘却烦恼，二来让我挣点外快，补贴孩子 的学习费用。我每天早上4、5点起床去公交公司上早班，下午3、4点 下了班，就往位于海淀镇的书店赶，直到晚上9点书店关门，我才回 家休息。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一年。 还有魏京生、江棋生，他们那兄长般的关心照料，在我和我的儿子最 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们心理上的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还有一 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著名的基督徒王美茹。 结识王美茹是我人生的转折点。1998年起，我经常每周一次到她家去 参加基督教家庭聚会。1999年，在那个狭窄的两居室里，我受洗成为 基督徒，从而树立起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对主的皈依，使我的世界 观有了彻底的转变。 我忘不了这些朋友。10年的时间，我的人生经验超过了我此前所有经 验的总合。 今年4月底，我接到北京市监狱的来函，通知我5月28日到监狱探望刘 京生。我竟然呆了，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昭示什么？ 10年了，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刘京生，这都是一个漫长的日子。10 年之后，我应该对刘京生说什么呢？我想我要把《保卫孩子》交给 他。我还要把这篇《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交给他。然后，我只对他 说一句：10年啦，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金艳明了。（2002年5月27日 星期一）
2002.6.21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