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6.28 b

“宪宪、敏敏：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1968年7月24日下午，我那从未见过面的、或者虽见过面却互不相识
的丈母娘陶淑芬自缢身亡，年仅41岁。这是她自缢前留给两个女儿的
遗书。大女儿陶白，即我的妻子，因为生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
1954年，故小名“宪宪”。其妹吴敏则比姐姐又小了3岁。

对于丈母娘的死，我非常惋惜；而对她的这份遗书，却非常不理解。

丈母娘生前是本市某单位的会计，并非共产党员。因此，很难说她有
什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说她希望两个女儿将自己的这一信念
传承下去，就更没根据了。

那么，是否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呢？更不可能。因为她的家庭出
身，既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也不是最具有坚定革命性的
“产业工人”，更不是令人敬仰的“革命干部”，却是几乎要被划入
“对新社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那一类的“工商业兼地主”。何况
当其时，她的娘家已经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母
亲有幸早逝，60多岁的老父亲则不但被抄了家，还遭到“造反派”绑
打，一度也产生过轻生之念——当然，后来他挺过来了，一直活到90
多岁，与他的女婿、我的丈人同在1998年逝世。

她自杀的原因好推断，大致有三点：一是受刺激，二是绝望，三是患
病。

她的丈夫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又被送去劳教，这是第一个刺激，也是
时间最长的刺激。娘家遭到冲击，老父亲被绑打，这是第二个刺激。
前不久，一个张姓近邻家被抄了，夫妇俩还受到毒打，自己的丈夫则
被造反派拉去跪在那儿“陪绑”；岳父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载的：
“彻夜的惊怖，加之目击邻家夫妇受刑后的惨状，淑芬脆弱的神经再
次受到强烈刺激，从此经常处于惊悸与愁虑之中。”这是第三个刺
激。其时，她病假在家，而医生在病假条上却又注明：可以参加政治
学习。于是，每逢单位政治学习，她都得去。所谓“政治学习”，自
然少不了对本单位“牛鬼蛇神”开会批斗，有时连“牛鬼蛇神”的家
属也难逃厄运。她的丈夫自然也属“牛鬼蛇神”之列，当其时也，不
但有兔死狐悲之叹，还时时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自己也被揪到台
上，自尊心极强的她如何受得了？这是第四个刺激。

丈夫初“出事”时和“出事”后的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他们夫妇俩还
互相勉励，并且坚信：只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改造”，一
定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原谅，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
民的怀抱”。可是，眼看着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牛鬼蛇神”越揪越多，连堂堂国家主
席也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她终于彻底绝望了。

几年前，她患了类风湿关节炎，长期的抑郁又使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一个脆弱的中年妇女，因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而走上绝路，
这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

最难理解的还是那份短短的遗书：“宪宪、敏敏：听毛主席话，跟共
产党走！”因为按照常理推断，她的最亲的亲人：父亲、丈夫受到社
会极不公平的对待；她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亦在学校中备受歧视——我
的妻子陶白在当时青少年中极罕见地连入团报告也未打，就是怕在大
会上读“家庭出身”这一栏——尽管她也清楚，人们其实早已知道她
的出身。那么，可怜的丈母娘即使不敢对这个社会“充满仇视”，也
不至于在遗书中告诫两个女儿“坚决拥护”吧？

岳父的回忆录中根本就没有提及“遗书”一事。陶白回忆说：母亲除
了给自己姐妹俩的遗书外，还有一份是给单位领导的，因为她生前是
会计，遗书中有“我没有贪污”云云。她自缢后，公安局的人来了，
单位的领导也来了。公安局很快就作出鉴定：系自杀，非他杀；单位
领导也当场作了结论：陶淑芬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自杀。

噢，答案终于有了！她给单位领导的遗书中有没有政治内容，陶白已
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了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而给
她们姐妹俩的遗书则可以作为自己没有“政治问题”的旁证。在那个
时候，如果是因为有政治、经济问题而自杀，是要被“鞭尸”的，尤
其是政治问题，后果更严重：什么“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呀，
什么“自绝于党和人民”呀，铺天盖地的政治帽子会压向死者，更有
甚者，还会扎个草人，写上自杀者的姓名，召开大会批斗。倘若如
此，则岂但死者本人，连同其挚爱的亲人——丈夫、女儿乃至远在60
里外一个小镇上的老父亲──，也会受到牵连，日子会更加难过。即
使是死者生前期望的“因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这一最好的结论，也
因为是自杀，“组织上”决定：那按照规定发给家属的相当于死者生
前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暂缓发放；而且，单位上既未按照惯例派人参
加追悼会，也未送花圈。

呜呼，我要近乎残酷地告慰丈母娘：“或许是你的那份短短的遗书起
了点效果，你不但成功地摆脱了痛苦，而且没有被‘鞭尸’。你的亲
人也没有受到更大的牵连，你可以瞑目了。”

安息吧，我的丈母娘陶淑芬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