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8.30 a

林贤治论散文精神，称鲁迅写杂文用的是“奴隶语言”，邵燕祥写杂
文用的是“公民语言”。此论一出，《随笔》（2001年第3期）同时
发表王得后的《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和邵燕祥的《奴隶的语言和公
民的语言》，对此作出回应。两位先生的文章都使我深受教益。但掩
卷凝思，我感到，邵燕祥和鲁迅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年代，环境迥
异，不具有什么可比性，如要就此进行比较，与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倒
是很值得一比。

鲁迅多次说他的写作是奴隶的写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
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在上
个世纪2、30年代的中国，“5．4”浪潮之后，鲁迅继续以“奴隶的
语言”写作，长期进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与此同时，虽然公民权
利无论在“民国”还是“党国”的招牌下都毫无保障，但胡适挟着
“5．4”新文化运动带给他的巨大声望，即使在没有公民权利的情况
下，他也始终以一种公民的心态，坚持象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
行事。他提倡负责任的言论，署真实姓名。他认为不懂得维护自己的
公民权利，即使有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也是脆弱、不堪一击的。他
的思维不是“杂文思维”。作为白话文的首倡者，他更是身体力行。
他的语言明白晓畅、直截了当。称他写作的语言为公民语言是恰如其
份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报》，从《新月》到《独立评
论》，他的心态、思想、语言风格一以贯之。1923年，军阀政府通过
“取缔新思想”议案，当时他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
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一文，
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
　　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
　　‘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
　　干的！”（《胡适文集．11》，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109页）

这简直是他以公民的姿态、公民的语言写下的公民宣言。他这样写，
也这样做了。所以，即使在1929年，面对血泊中浮起来的国民党政
权，他的批评既不是从租界里发出的（当然我无意否定鲁迅最后10年
躲在租界发出的批评），用的也不是曲里拐弯的奴隶语言，而是明白
的公民语言，直接批评国民党漠视法治、践踏人权的行为。这是胡适
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

鲁迅说他只是跟黑暗捣捣乱罢了。他的语言也是非公民的语言，仿佛
植物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这也许不是鲁迅的过错，而是时代太
黑暗了。如他所说：“现在只有我的装腔做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
正是社会的产物。”他受黑暗的伤害太深了，只能以黑暗对抗黑暗，
没有带来新的亮色。而公民的语言来自内心深处光明的召唤，是出于
战胜外部黑暗的一种选择。 

即使今天，鲁迅的时代没有结束。“奴隶语言”依然盛行，我们还离
不开鲁迅。哪怕邵燕祥也说：“至于我的杂文中，虽力求用公民语
言，有时却仍露出精神奴役创伤的疤痕，那是因为不自觉地为奴隶太
久太久了。”与其提倡鲁迅面对黑暗、专制时的心态与语言，不如让
我们回到胡适，回到胡适的心态，提倡胡适的语言，也就是公民心
态、公民语言。毕竟仅仅与黑暗捣乱是不够的。在公民身分、公民权
利都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也能象一个真正的公民一样说话、行
事。只有健康的公民心态、明白的公民语言、象样的公民行为才有可
能造成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这是鲁迅所期待的“人”的社会，更是
胡适一辈子所追求和实践的。

作为民族脊梁的鲁迅不容否定，正如不能否定胡适作为一个精神巨人
无可置疑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是完人，是没有缺点的。让我
们重温这位先辈自己的格言，“最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
士毕竟是战士”。以胡适式的公民语言取代鲁迅式的奴隶语言，是民
族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的必然。那么，就让我们以公民的心态面对世
界，从力倡公民语言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