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10 b

60年前，在陕北高原“革命圣地”延安，37岁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
写下了一组名为《野百合花》的短文。他没有想到因此引来杀身之
祸，更没有想到，这一丛“野百合花”将永远开放在中国文学史、思
想史、乃至政治史上。

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正在延安的窑洞里展开。女作家丁玲主编
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有过一个杂文的小高潮。3月9日，丁玲发
表《三八节有感》，对革命阵营中的男女平等等问题提出批评。11
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直言“作家不是百灵鸟，也
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大胆地呼唤自由写作、独立精
神。两天后，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分两次连载）。17日，他又
在《谷雨》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此外罗烽、萧军等作家都
发表了有锋芒的杂文。他们一起宣告“杂文的时代”没有过去。不料
风云突变，批判浪潮汹涌而来。如果不是毛泽东说了一句“《三八节
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丁玲恐怕也难逃此劫。

唾沫横飞，在围剿一介书生王实味的行列中，不仅有周扬、陈伯达这
样的意识形态金棍子，有范文澜等左派博学鸿儒的义正词严，最令这
个民族蒙羞的是丁玲、艾青从背后飞来的刀子。她们反戈一击，落井
下石，猛打“落水狗”。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座谈会上发言
（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发表在16日的《解放
日报》），上纲上线，称“王实味的思想问题”“是一个动机的问
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昔日的同伴
转眼就成了“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
横捭阖’阴谋鬼计破坏革命的流氓。”“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反党
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正因为如此，她
不仅要与王实味划清界线，而且不惜以最恶毒的词汇来诅咒他。

如果说丁玲的发言还比较粗糙、比较感性化，那么诗人艾青6月16日
写的《现实不容歪曲》，则长篇大论（发表在6月24日的《解放日
报》），分《王实味的伪装》、《王实味的实质》、《王实味的手
法》等五个小节，精致严谨，冠冕堂皇，而且诗意盎然，大有不将王
实味置之死地不罢休之势。文章开头即说：王实味的文章是“充满恶
意的，造谣污蔑的”，“那种原是只能发表在重庆《良心话》上或是
西安《抗战与文化》上的文章，竟在延安出现。”最后得出结论——
王实味的行为“是最‘肮脏’‘污秽’‘黑暗’‘丑恶’，甚至于是
卑鄙无耻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决不向他要一丝一毫的
‘理性和良心’。”

其实，这样的机会王实味也是有的：当毛泽东让秘书胡乔木带话给
他，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只要痛哭流涕，自我糟蹋一番，然后痛改
前非，感激党和领袖的英明伟大，他的前途将依然光明，最起码不至
于落一个砍头的下场。但他拒绝了。

人们常说，知人、论世要有理解之同情。我也不想轻易断定丁玲、艾
青诅咒王实味纯粹就是践踏他人以图自保，谴责人性的自私和阴暗。
或许她们是真心悔悟。在她们，党性战胜人性乃是天经地义。而在王
实味身上，人性始终高于党性。

尘埃落定，王实味也早已平反。60年后，重读丁玲、艾青咒语般的文
字，我们几乎难以想象这些话竟出自情系桑干河的女作家之口、出自
大堰河孕育的诗人之手。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1942年的延安
——千万男女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发生过的真实一幕。

历史不是从那里开始，也不会在那里结束。王实味死了，他鲜血所滋
养的野百合花，依然开放在历史的荒野上。丁玲和艾青，无论她们有
多少理由，无论她们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她们都将为这一切而永远
蒙羞。这是人性的耻辱。它不只属于1942年。专制的历史一日没有结
束，这耻辱的一页就无法翻过去。（2002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