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6 a

2003年1月29日，本人正式得知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事情的经过情
形是这样的：这个月的26日，因Hotmail等网页都打不开，远在瑞典
的朋友茉莉大姐建议我将硬盘格式化。我遵计而行。谁知道，重新拨
号时忘记了密码。28日，我到电信部门准备要求他们恢复原始密码，
发现办理ADSL很方便，当即掏钱购买了路由器并与之签订了协议书，
商妥改天由电信方面来人到我家安装。29日上午10时左右，电信方面
先是来了一人，接着又来一人，帮我安装ADSL宽带。至11时余，网络
仍然上不去。期间，两个负责安装的技术人员多次用手机要求电信局
主机室的工作人员快点“跳线”。至11点半，网络仍未接通。他们接
了一个电话后准备离去，许诺回去帮我查一查。二人下楼后没两分
钟，我接电信局一位姓黄的女士来电。下面是我们对话的大要（因未
录音，只记得下大概，电信的机子上应该有记录）：

黄：“你的这个电话很麻烦，不是我们不给你办，是国安的不让‘跳
　　线’。”

杜：“国安的？他们为什么不让？”

黄：“这个情况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违规的，所以你也不要讲。国安的
　　在你电话线上安了个监视装置。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安哪个
　　从来不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直接去安。这个市里有几家安了，
　　你是其中的一个。”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心里十分震怒，但还是平缓语气，周旋道：
“我一个小人物，凭什么监视我？我是党外人士，内参都不发我这一
级，有什么机密怕我泄漏了？”

黄：“这个我就说不上来了。反正你的线上有。在我们市里，你是个
　　特殊人物。所以，现在给你安宽带很麻烦，如果昨天知道，我就
　　不会给你开票了。”

杜：“是不是搞错呵？那现在怎么办呢？”

黄沉吟道：“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再给你牵一条线，直接接到电脑
上。我这还没有请示领导。”

杜：“他们如果要监视，就是监视我这个人，不是监视那个电话。重
　　新安条线，还不是会监视？算了吧，我不办了，退钱。”

黄：“只能这样了！那就下午退吧。”

我返回书房，准备拆下ADSL，电话又响起来了。

黄：“不好意思，给你找麻烦了。我和分管局长商量了一下。可以不
　　退。我们给你重新安装一条线，我们把经济负担给你降到最低，
　　只收16元，这条线的月租（18元／月）争取不另外收。如果你没
　　什么意见，下午2点半来我这里办个手续，马上就能给你安
　　好。”

我想了想，这样好象也可以接受，回答道：“好吧，就这样。谢谢
你！”

吃过午饭，时钟还只是下午2点，电话又响起来了。还是那位黄女
士。

黄：“真是对不起。不需要重新安线了。是我们搞错了，监听的不是
　　你。已经在给你跳线了，等一会就好。”

杜：“好的，太感谢你们了！”

3点左右，我的宽带终于开通。听上午安装的技术人员口气，跳线应
该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为何又等待了一个小时？我心里是明白的：肯
定是连监听器给一并跳过来了。

老早就听北京的朋友们说，我在国安部门榜上有名。我也知道，自己
的小名打13年前就在本地国安的名册上“荣居榜首”。但是，如此确
凿地亲耳听到自己的电话受到窃听毕竟是第一次。对此，我的第一反
应是震怒！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当然的主人。我在自己的国家里
和平地生活。我甚至谈不上一个反党派，因为我反对的仅仅是不经选
举的执政和伤害人民的政策。我写作、发表不同政见，不过是在宪法
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我与国内、外的刊物
和朋友们通讯，受到宪法、相关通讯自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人权公
约的保障。除了一党“强奸民意”的部份，我忠实地履行了、并履行
着一个主权国家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我尊敬自己的祖国——需要
勇气的批判性写作本身，就是对这个古国尊敬和爱护的证明。我的写
作和生活均是光明磊落的，文章一律公开发表在公开的刊物上，与
“阴谋”无关，从未干过任何涉嫌恐怖主义、贩毒走私、刑事犯罪等
等之类的事情。我的人格是清白的，既与贪污腐化不搭界，也与叛国
卖国无缘。我不是国家的敌人，谁、凭什么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敌对
我？

阿克顿先生曾说过：“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
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古格列摩．费雷罗
先生也讲过：“在民主制度中，反对派就象政府一样，是对人民主权
生死攸关的机制，压制反对派就是压制人民主权。”生活在一个由宪
法命名为“人民民主”的国家，我理应享有安全和不受压制的活动权
利。我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一切造成我不安全感增加和压制感增加的
行为，不论它来自于当局或是其它方面，不论它打着什么旗号，都是
对我的天赋权利的粗暴践踏，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肆意
违犯。我绝对不愿接受和容忍。

考虑到中国司法权屈服于党权的现实，对继续监听和破坏我言论通讯
自由的行为，我保留向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申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