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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中国改革的基本走势
──斯托雷平反动与中国改革(下)── Previous Part

姜福祯

89年“6.4”之后,中共一度找不着北,随后全面走向反动,拒斥改
革,拒斥人民。顽固派们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纲”企图阻断“以经
济建设为纲”的改革进程。政治上重提阶级斗争,大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组织路线上高祭四项基本原则大旗,大、小媒体把“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的陈词滥调喊得震天响。何新、曲啸、李燕杰、刘
吉等政治骗子,不断撰文,四处游走,摇唇鼓舌。王沪宁的“新权威
主义”匆匆赶场。经济上悄悄开始打压个体、私营经济、限制民营企
业发展、并视中产阶级为洪水猛兽(当时万润南总结“6.4”失败教
训时,重要一条就是中产阶级太薄弱──这一点顽固派们耿耿于
怀)。当时通过种种隐蔽手段搞垮了多少民营企业,我们到现在也不
得而知。“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一案,是由邓小平“钦点”坦言、
才得以见天日的。可见,当时顽固势力如何了得!这种局面直到92年
邓小平南巡后才得以扭转。邓当时的态度很明确:“谁不改革就叫他
下台!”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层。

邓南巡之后,虽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走向,但出于一党之私
和实用主义哲学,依然抱残守缺,企图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拒
斥实质性政治改革。这就导致了权力寻租、贪渎横行、公权私用、行
业垄断的全面性制度腐败。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绝对权力的魔杖到
处飞舞,历经数年,权贵私有化已在新世纪之初悄悄完成。

此时,中国改革已实际上完全背离了“共同富裕”的改革初衷。此
时,无论用“猫论”、“国情论”、“不争论”,都无法解释了。当
所谓“小康”来临的时候,也正是相当数量农工劳苦大众失去消费能
力(不能消费、不敢消费)而无钱、无产、无权的时候;也正是少数
人无端或不法暴富、大多数全面承受改革成本的时候;此时,虽然不
再提“以反和平演变为纲”,但我们却隐隐感到:宁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草”,不要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苗”;宁要贪污暴富、鱼
肉百姓、截贫济富,不要还财于民、休养生息、截富济贫。崇拜效
率,藐视公平。一句话:我们分明感到斯托雷平式的“抑弱扶强”。

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无疑是进步、正动,而不断祛除专制、拥抱市场的
过程。但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的改革,由于20多年主体和
客体的浑然一体,几乎没有其它任何有效的政治力量介入改革的“游
戏规则”。于是,这种主客体的自我解析、自我剥夺,一直在顽固派
和开明派的拉锯战中进退。

“6.4”之后13年,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反动。

由此可见,无论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无论是高度关注弱势群
体、还是“全面小康”,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如何
面对严峻的事实,除去“皇帝的新衣”,直抵本真,对20多年的改革
成果重新估价,以民主、公正、平等以及和平、理性、透明的手段实
现大众私有化。这是中国走向世界、步入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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