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3.3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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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人口中超过80%属农业人口。当今中国谁最苦？毫无疑问是农 民。农民整体上的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不仅是经 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是受岐视最深受压迫受剥削最重、最大又最 无力的弱势群体。 在“新”中国，对农民的制度性剥削和普遍歧视是空前的。据统计， 30年来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8,000亿元。前40年中 国农村平均每年有260亿被无偿掠夺转化为对城市市民的财政补贴， 有几年甚至每年高达600多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苛税杂费愈来 愈多，减负口号年年喊，农民负担年年增：农民要养活愈来愈贪婪腐 败的基层干部和愈来愈庞大臃肿的乡村机构啊。农民的基本人权和自 由更是无法得到基本的保证。 广大农村的现状，正如李昌平在给朱镕基上书中所哭诉的：盲流如洪 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 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 望天地哭！ 城乡贫富悬殊和三农问题原因很复杂，但“解放”以来实行的“城乡 岐视”政策和“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停止投资，放弃治理”的策 略，无疑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此城乡差距愈来愈大、三农问 题愈积愈深、农民不满和反抗愈演愈烈、官民冲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的紧要历史关头，新的党中央集体开始将工作重心移向三农，并将启 动重大改革。2003年元月上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这个 会议上做了几个重大的决策如下： 对来自农村的，1亿2千万进城农工采取开放政策，取消对民工和 城市居民的政策区别；在5～7年内逐步取消乡村两级政权机构， 实行农民选举“自治”管理，县以下6,000万中共官员和工作人 员要“下岗”分流；实行新《农村土地承包制》；计划将积极财 政政策的投资重点从工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转移；农村9年制 义务教育经费改由中央和省级政府预算负担等。 以上举措，无疑是极为明智的，也正面触及了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 体制问题，但还很不全面（如农民也应享受到医保、低保等各种社会 保障制度）、很不彻底。政府只有进一步从根本上革弊除新、给农民 以公民待遇，农村改革才有成功希望，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所谓 从根本上，大要有三： （一）彻底取消户籍制度，而非仅仅取消对民工和居民的政策区别。 农村出来的人们都知道，现行户籍制度是何等的野蛮和无耻。 它强制性地捆住农民的手脚和自由，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完 全分离开来，让农民沦为共和国的二等公民； （二）还地于民，即把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走土地私有化道 路。不久前，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一 定程度把对土地的使用、转让和继承等权利交给了农民，但仍 是不彻底的，所有权仍在所谓国家实则特权阶级手上； （三）给农民以成立自己的代表组织──独立农民协会──的权力。 “由全国各省各县的农民‘自治’机构中选举产生出中国农民 自治委员会，它的功能是代表农民利益。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应 该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一定数额，以便和全国其他阶级 的人民协商，争取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和政府机构协商的桥 梁和管道。”（伍凡《评中共新领导班子的“三农”政策》） 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让农民在政治生活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表， 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才能切实保障农民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种利益和权力，并保障改革顺利开展和取得成功。 政府在各方面欠农民的历史债和现实债太多了。这不但造成了农民的 深重苦难，也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仅仅局限于从政策 上、经济上给予农民一定程度的松绑和善待，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 半吊子“善政”严重缺乏后续力量，很容易中途倒退或夭折。只有从 政治上制度上让农民、同时也让全体中国人民享受公民待遇，才是解 决中国种种问题的治本之策。只不过这对于共党而言，未免过于奢望 了。（200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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