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2 b

2004年1月22日，是中国传统农历甲申年春节。这也是我丈夫刘京生
因为从事民主运动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而被中国官方抓捕判刑失
去自由后的第12个春节。

我的丈夫刘京生是北京化工厂工人，今年50岁，1979年参与中国“民
主墙”运动，和魏京生一起办过自由民主派刊物《探索》，曾经被
捕，后来获得释放。1992年，他和胡石根、康玉春等组建“中国自由
民主党”，于当年5月被捕。1994年12月，北京市法院判处刘京生15
年。迄今为止，刘京生已经在大墙后面度过了11年零8个月的牢狱生
活。

12个春节，这是只有我、刘京生和我们的儿子自己才知道的春节。我
们的春节和别人家的不一样。1993年的春节是我们这个3口之家没有
父亲这个角色的第一个春节。那一年春节我心理焦虑的不仅是刘京
生，还有我们的孩子。那一年，我们的儿子刘晓光才9岁，正是天真
无邪的年龄。我极力地呵护他，怕他受到伤害。春节年夜饭餐桌上，
有我、我的儿子和他的爷爷、奶奶。我极力地做出快乐的样子，极力
地想感染我的儿子，使他忘却父亲不在给他待来的阴影。但每年的春
节年夜饭后，我感到的是一种悲哀，总觉得自己有点装疯卖傻：丈夫
在坐牢，我还有什么可快乐的。在儿子面前装出的笑容，显得很虚
伪、很苍白。

一年一年，我的春节成了一个模式：我极力把我们这个不完整家庭的
欢聚搞得快快乐乐的；我也以为我的做法弥补了孩子心灵上的伤害。
直到2003年，我看到了已经念了大学的儿子写的班级演讲词《过去、
现在、未来》，我才明白，我的努力并没见效：我们家每一个看似快
乐的春节，对我的儿子都是一个伤害。他写道：“儿时的记忆中，最
多的只是母亲的身影。当同龄的孩子都依偎在父母身边静静地体味那
种家庭给予他们的甜蜜和温暖的时候，我也在看着劳累了一天的母
亲，枕着破碎的心情入睡。沉郁，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
的痕迹。我知道或许我年少时的梦就是想有个温馨、和谐的家。带着
支离破碎的情，度过了每一个孤寂的夜；伴着邻家传来的那片笑声，
渐渐的成长起来，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现在。”

我惊讶儿子的敏感。我也伤感自己的际遇，也对没能给我的儿子一个
快乐天真的童年感到歉疚。在一个个表面欢乐、内心压抑的春节中，
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上了大学，并即将毕业走向社会。

200年1月22日，甲申春节又将至。我和已经长大的儿子开始回顾我们
的春节，也开始规划我们这一个的春节。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
亲”，这个时候，我和儿子以及刘京生的父母想到我们的狱中的亲人
刘京生。刘京生成了我们最需要关怀呵护的对象。

自从刘京生入狱，我只带儿子看过两次他的父亲。但是，每次都使得
他的情绪变得很波动。他开始仇恨以前敬爱的警察，开始变得充满报
复心，开始有了仇恨的心理。我从此不再带他去那个黑暗的地方。但
是，今年是个特殊的日子：儿子即将毕业走向社会。他长大成人了，
有了自我分析能力，有了理性的思维。我要带他去看看他的父亲。在
这个特殊的春节中，我们要回顾我们一家三口那一个个特殊的春节，
我们要面对我们一家三口未来的春节。

我急切地想让儿子见到父亲的另一个理由是，近年来，刘京生的身体
状况一年年恶化，原先那个高大、壮硕的身材，变得羸弱不堪，面有
菜色，精神萎靡，患有心脏病、胃病等多种疾病。2003年的一次探
监，我发现他的手在抖，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很长时间
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手平举的时候就抖，拿重物或着急的时候
抖得更厉害。”看着他瘦弱的身躯，我的心不禁如刀绞。我必须正视
刘京生的情况，必须为他负责。2003年3月，我正式向北京监狱当局
和北京市劳改局提出申请，让刘京生保外就医，但是当即被监狱当局
拒绝。

上个月我就向监狱管理当局提出了接见的请求，但是，我们却意外地
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刘京生提出不见家属。”这是可能的吗？新春
佳节，万家欢聚，亲人思念，刘京生竟然要一个人监狱独守，拒见亲
人。这合乎人之常理吗？更应当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第一次。2003年
的春节，我们的接见请求就曾经被北京监狱当局以同样的理由拒绝
过。我没有灰心。我给监狱打电话。监狱说：“刘京生说了不用探
视。”还说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但我并没收到什么信。我按照每月
一次探视的监狱规定，到北京团河监狱探视丈夫，又遭到了拒绝。监
狱方面的理由是，刘京生自己主动提出家属不要来探视。我再次打电
话，狱方回答：接见通知已经发出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见到。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思念刘京生，刘京生也一定思念我
们。没有理由在这个万家欢聚的时候，刘京生不想见我们。我和我们
长大成人的儿子刘晓光在等待我们的这一个春节。我们在筹划如何安
排我们的这一个春节。我们在等待，等待在新春之际亲人的相见。
2004年1月22日，这是我们的春节，是我、我的丈夫刘京生和我们的
儿子刘晓光的春节。（2004年1月1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