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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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道路的经历，说来可击可叹。两千年前孟老夫子就提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语为近现代学人屡屡引证，用以 说明中国古代圣贤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然而，通观《孟子》，“民 贵”一说，只可看作是“以民为本”思想的表述，与“民主”还差着 一截。虽如此，但二者毕竟相联相通。试想，若不先作提升──贵民 重民，以贱奴之身又何谈自主呢？孟子此言，突出了一贵一重，而以 “君为轻”垫底，颇有些藐上的意味。这在2千年前，在“君权神 授”的威势下，胆敢作如此想、如此言的人，恐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也。 从事物规律来看，一个理念的形成提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 酝酿。理念乃客观事物之认知。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故而理念也 应有其后继才是。那么，“民贵”之说的后继是什么呢？面对这个问 题，我们看到的却是绵延千载的空白。也就是在孟老夫子作如是说之 后，千年以降，竟无人应和、无人继承此一学说理念，更遑论求其发 展的了。而问题也恰恰在于这一空白的可叹、可惜。因为，“民贵” 之说倘能播而广之，实践并继行，那么，由于逻辑的必然，底下的一 步，便是与之相衔相关的“民主”诉求的问题了。 接下来要问的是：“民贵”之说，何以孤灯一盏，烛照远古却不能衍 继、不得昭彰呢？孟子所处的时代，七国并立长期动乱，奴隶制正解 体，封建制尚未立，故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有识之士纷纷以自由之身 论辩游说以图施展抱负。君主固是专权，因时局所需，对知识分子较 为宽容，尚能允其自创门派，使其为已所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百家争鸣”为何出现于战国，此或许是原因所在。 战国后期，秦灭六国后，严立法制，焚书坑儒，箝塞言路，士既惨遭 虐杀，民也苦于劳役，“贵民轻君”之说，已成大逆不道，如何有人 敢说。秦亡汉立，略有宽松。司马迁为李陵辩而遭宫刑，但著《史 记》，内含讥诮却能无事，即是一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建言：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借以统一思想，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并建立 “天人感应”学说，将儒学神学化，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 想。从此，儒学便被刻意诠释篡改，一反孔孟“仁义修身”与“民贵 君轻”之本来原意，成为御用之学，用以维护封建正统。董仲舒之出 现看似偶然，但偶然寓于必然──时势既如此，必也会有其人。儒学 在宋以后由程朱学派把持，在董学“三纲五常”基础上将儒家理论发 展到了极致。程朱学派的理论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除忠君孝悌外，全然无视人性，并一概否定了个人 应有的权利。孔孟的“仁者爱人”和“民贵君轻”思想在这里全然被 扭曲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先贤此语，彼时虽可作“石破天惊”看，但 终究不得昭彰、不能作用于后世，原因无他，封建专制之故也。专制 者必也保守──堵塞视听，闭关自守。专制者必也思想统治──篡改 儒学精义，而代之以封建礼教以驭愚民。（2004年1月3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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