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5.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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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下的中国，各种民主自由应该缓行的论调可谓形形色色。最近， 网上比较有名的学者闲言先生在他《什么才是现实中真正的“次优” ──再答笑蜀先生》一文中批评说，各种“主义”总认为“世界上存 在一种灵丹妙药”，“以前的灵方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的妙药是自由 主义。一定要等到碰个头破血流、碰得无力动弹后，他们才会接受先 从基础做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基础上逐步谋求改善的现实 性主张。” 这些话应该说讲得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事实并非如闲言先生所说的那 样，似乎自由主义从来就是那种不要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即使是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同样预设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 极大丰裕的基础之上。而且历史经验也表明，比如汉、唐、宋、元等 各个朝代，那个时候也没有通过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改善贫富分化，缓 和社会矛盾。闲言先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当下中国没有实行宪 政民主的客观条件。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是“先搭梯子，后 过墙”，“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持发展和稳定；在经济发达足以构 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型。”也就是“经济民主（主要指 企业产权形式的股份化、社会化）成就了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催 生出政治民主。” 闲言先生这一设想不可谓不美满，然而问题偏偏是，在权力垄断并且 不断向大资本寻租从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政体下，在农业人口占全 国人口绝大多数以及地球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催生出中产阶级何 以成为可能？而即使真的出现了中产阶级社会，那么又如何保证一定 能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成功转化出政治民主来？闲言先生对此似乎并没 有进一步作出正面的论证，而只是举了台湾和南韩两个例子，以证明 它们都是在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后才开始政治转型的。然而光凭这点的 话闲言先生恐怕想得过于简单了。闲言先生这里显然是将偶然性当成 了必然性，而忘记了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台湾 和南韩本来就是一种转型成功的可能性，但同样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性──转型未必一定就能成功。换言之，台湾和南韩的例子并不构成 一种普遍的必然规律。闲言先生在此过于夸大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 作用，把它看成可以跛足地替代政治自由而实现社会进步的充分条 件。于是，在否定了一种灵丹妙药之后，却同时又推出另一种新的万 能处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最终将解决一切，带来一 切。而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将免谈。闲言先生就这样凭借其高超的想 象力一厢情愿地为中国未来社会预言了这样一个美满路径，把所有的 希望以及当下民主自由的牺牲统统寄托在将来的中产阶级社会自动转 型身上。闲言等人试图让人相信，当下中国社会只有权威主义才能保 证效率和稳定。因此今天为了生存和温饱而放弃人们的自由也即实实 在在的权利，正是为了明天获取更大自由的必然途径和代价。这样一 来那么当今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平息的理由 了：你们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源于生不逢时，所以大家还是静静地等着 吧，等着效率最终将自动带来幸福和公平。于是，孙志刚、李思怡们 以及那些活活累死的深圳女工们也就只好认命了吧，并且在九泉之下 从此也有了一个期盼──总有一天，他们的后代会过上好日子。这的 确是一帖妙药，一帖绝妙无比的麻药。 然而所有有关历史的预言都不过是一种巫术（波普语）。信奉价值多 元的闲言先生等人一方面试图拒绝任何绝对价值和历史决定论，一方 面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决定论模式──经济决定论──经济自由决定政 治自由，以及国情决定论──中产阶级社会自动转型；在否定、嘲讽 了毛式共产主义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时，又重新为人们编织了 一个新的乌托邦神话──把所有当下幸福和自由的现实需求全都投注 给遥远而虚无的未来，再次重演着以彼岸世界替代此岸世界的现代迷 信。这不能说不是逻辑结构上的一种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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