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5.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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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闲言先生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虚构了这样一种决定论模 式：即，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只能建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的纺锤型社会节后之上。何以见得呢？ 闲言先生在此运用了反证的方法：即，如果脱离了中产阶级力量这一 必要的社会条件，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实践效果。 闲言先生举了发展中的东南亚等一些国家作为例子，以证明在“条件 不具备”的境况下照搬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社会动 荡、分化严重等结局。换言之，没有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基础，则自由 主义的宪政民主实践必将失败。由此，自由主义在当今同样不适宜中 国的国情。 然而这里很需要提醒的是，闲言先生用这样反证的方法首先在逻辑上 就不够充分。因为只要出现一个特例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闲言先生的 上述结论。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转型，都未曾出现所谓的中 产阶级；其次，即使上述这些国家在转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也不是源于民主本身，而恰恰正如闲言先生所说的，是源于对民主制 度的“扭曲”，“以潜规则取而代之”。而人为扭曲因素只能说明民 主的进程尚不充分，分权制衡的力度尚不够强大。闲言先生以为，宪 政民主制度仅仅是“权力的定期更替”而已，权威主义也同样可以通 过选举形式做到这一点。然而闲言先生可能忘了另外一点，即司法、 立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如果权威主义也能做到从而自己制衡自己， 就不成其为权威主义；第三，既然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不是源于民主 过剩，而是源于民主不足，那么就更需要通过民主制度的不断演进完 善逐步加以解决。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民主制度并宣告自由主义的失 败，这非但是强加罪名，而且也为时过早。 退一步讲，即使果真如不少人所相信的那样，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自 身的适应性条件，那么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应性条件究竟是什么 呢？这里面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有的只 是各种不同的假说而已。闲言先生所主张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也只 是无数假说中相对来说比较理想化的一种。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宪 政民主自然比较容易实现普遍的公正而避免沦为少数精英权贵的金权 民主。但是，民主政治在什么样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理想效果，同是否 必须建立在此条件之上（舍此则不可能或必变质），是完全不同的两 回事。事实上也只有完满的自由才必须建立在完满的社会条件之上， 如共产主义。而闲言先生在此恰恰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且正 是由于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缘故，于是，闲言先生在此伪前提上开始 了他的一系列伪论证──既然民主宪政离不开中产阶级社会基础，那 么在不具备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强行建构只能象 俄罗斯、东南亚等国那样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因此“今天的 秩序、稳定和效率”，实质上“都离不开权威主义的支撑”。这样一 来，自由同效率、民主与公正，在闲言先生那里也就变得相互对立了 起来。于是，自由同面包孰更重要、要民主还是要安全、稳定等等这 样一系列伪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比如 有人反问，“孙志刚走在深圳街头的自由，是不是和他的温饱需求、 社会稳定有矛盾呢？”同样，我也看不出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 自由等等同个人财产的多少、同中产阶级是否形成壮大有什么直接或 间接的必然关系。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闲言先生等人所诉求的，其实是完满的自由。而 不完满的自由尽管不够完满，但终究还是自由。或许因为条件不够， 自由的实践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并不等于自由一定就不可行。 而闲言等人的逻辑其实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完满的自由的话，那就 宁可选择专制；换言之如果条件永远不具备，就永远不要自由！这就 不是自由的多与少、速行还是缓行的问题，而根本就是自由的有和无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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