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也有不少作家可以把汉语写作搞得炉火纯青。他们皓首穷
经、笔耕不辍，在主旋律之外以隐喻、审丑、沉默、有限批判、生活
流等解构崇高和革命，可为什么总不能在本土获诺贝尔文学大奖（高
行建是离开本土后才获得此奖，而塞珍珠的写作面对的正是中国本
土），这里关键是谁扛着中国文化的正红旗。文化离党性越近，就离
人性越远，离大气和深邃越远，也就离诺贝尔奖越远。

50年代以来，在所谓“双百方针”和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前提
下，共产党一直以伟大、光荣、正确的神祗自居，把中国文化、历史
使命扛在肩上。一切由党来确定什么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文化，什
么是“封资修”的文化。于是有了老舍的“遵命文学”（遵命就是放
弃自我价值判断，统治者叫写什么就写什么，叫怎么写就怎么写）、
郭沫若的即景诗歌、市侩学术和历史剧。这些东西越来越矮化自我，
粉饰现实。在历经“反右”和一次次政治运动“洗礼”之后，人性全
然逊位，党性、奴性、斗争性、阶级性在“舆论一律”的文化霸权和
毛泽东的绝对正确下傲然登场，一路走下来，越走越窄，最后到了万
马齐喑，老舍跳水自杀、老郭挨批，仅仅剩下“夫人文化”（即江青
的八块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的民族文化困境。坦率说，此时我
族我民正期盼“毛泽东思想照亮全球”，是不屑于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的。

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何以会出现如此困境？问题就出在
党管文化，“一把手”毛泽东管党上。

毛泽东的分析判断、是非思辩、喜怒哀乐，都成了最高指示、绝对律
令。反胡风、批《李慧娘》、批《武训传》、揪“三家村”、批《海
瑞罢官》、《清宫秘史》、评《水浒传》都是毛泽东“钦点”。毛泽
东主张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一边倒”，可见“双百”仅仅指创作
的形式。历史小说《刘志丹》一案株连几万人的严酷现实向同僚和世
人公然宣示，所谓“一边倒”的核心，就是不顾历史和事实向毛本人
一边倒。

毛泽东本人的思路与明、清两代君主的“文字狱”并无二致：至尊至
大、不容置疑。他思考问题的主要基点是：一不能厚古薄今、借古讽
今。二、不能离开“火热的现实生活”（即他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丰功
伟绩）。三、不能歌颂“封资修”。这3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讲话》中都有详述。
这是官话、也是原则。问题是，他个人判断的非理性色彩十分突出。
他总觉得自己被影射、被损害、被诋毁。他认为：文化、教育“17年
来是黑线压了红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可以怀疑任何
一位作者的创作是“借古讽今”或“利用小说反党”。他甚至全然否
定写人性、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至中间人物。

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困境。这也就是毛留下的社会主义
文化遗产。

邓小平大概一度觉得这个文化霸权是鸡肋，尝试着重新摆设。经过思
想解放和79民主墙运动的双重冲击，邓很快就举起“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红旗”。
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淡化了，但歌颂“伟光正”丰功伟绩的“主旋律”
一直没有淡化。80年代初对白桦《苦恋》的批判，所谓“歌德”与
“缺德”之争都是统治者收复失地。

改革开放、西风劲吹的江泽民时代，虽然全民自我意识觉醒，国民的
创作自由依旧被套着多重紧箍咒，江还竭力搞过什么“五个一文化工
程”，还希望重新造就鲁迅、巴金、老舍。也有人提出进军诺贝尔大
奖。可是，共产党总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文化）和没有人文传统
的中国文化（奴性文化）扛在身上，行吗？

从秋菊为小民“讨个说法”到秦始皇为胸怀天下“格杀”有理的张艺
谋，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文化和文人的堕落。缺乏人性、缺乏
反省、缺乏真诚的文学创作对美和丑的双重审视，已经是一道难以逾
越的坎了，更何况还有张艺谋之流是非颠倒的“遵命”先生。苦也，
中国文化。苦也，中国文人！

我以为中国文人的困境在于：“5．4”以来现代文化专制与封建帝王
文化的继承性和中国当代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断裂性并存；还在于
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文化污染、
在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和信仰资源的缺失。

最近执政集团不仅不考虑返本归真、重建改革价值观，反而再次举起
反和平演变的“红旗”，以“主旋律”的姿态大搞“封网”、文化专
制，并试图向臭名昭著的古巴、朝鲜看齐，充分说明了所谓“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特征。

（注）本文的文化一词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如有超越和混淆纯属过
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