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8日，亲爱的汤戈旦先生因病逝世于天津，享年83岁。

这时候，正是“6．4”之后“左”势力猖獗与统制经济（传统“计划
经济”）回潮之际，全国处在“万马齐喑”与民营企业“想活大不
了，想大活不了”的困境中，真是一派“万家墨面”的沉寂气氛！其
时，不少友人罹难狱中或逃亡海外，而一些幸处狱外的其他省、市友
人，大多受经济所困与年关将近等原因，不能亲临天津参加葬礼。即
使如此，还是有来自北京的徐文立夫人贺信彤和《4．5论坛》主编之
一的杨靖，以及来自南方的笔者等。而当地友人刘士贤、吴树江、吕
洪来等更是忙前忙后地张罗，再加之汤夫人和她两位女儿的亲朋挚友
的协力，还是把这次送殡与追掉会办成了颇显声势的体制外示威。

笔者手头有一份珍贵资料——《天津法制报》2位记者赵淳、刘林山
于1984年8月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开篇《是玩砾，还是真金》中
写道：“他形如槁木，但目光矍铄；虽已龙钟老态，却仍是赤子童
心。他一生当了5次‘反革命’，2次坐国民党的牢，2次入共产党的
狱，历经坎坷磨难，却又始终倔强自信，这就使他74年的漫长生涯充
满了传奇色彩。”

这段开言所描述的老者，就是当年还在狱中服刑的汤戈旦先生。由于
汤老在“79民运”期间，为《4．5论坛》、《海浪花》等民刊撰稿多
篇，均属颇有份量的经济学论文，其批判矛头直指被当权者捧为圭臬
的“计划经济”多种弊端，其批判之尖锐与力度，当时堪称第一。由
此，汤老在“79民运”遭受镇压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因为汤老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之深入，引起当时经济学界杈威——被誉
称“中国利别尔曼”的、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先生──
的重视。由于学术上的交流，2人终于成为挚交，且由此形成体制
内、外的理论呼应。1981年汤老被捕打成“反革命”时，孙老抱病力
持公道，进行多方营救而不能！在他弥留之际，还嘱付学生张卓元
（后接任经研所所长）为营救汤戈旦而继续尽力。所以，卓元先生一
直不忘恩师之托，于“共和国的春天”——1988年间──亲自把汤老
的平反材料递交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但当平反在即之际，
发生了“6．4”镇压风暴，，把汤老尚存一丝希望之火苗，彻底地浇
灭了！

还有一位汤老忘年之交的同乡——《人民日报》名记者、《胡杨泪》
中传奇式主人公钱宗仁先生──，因“文革”时期在新疆喀什当盲
流，由于自习数学无课本。返乡“劳动改造”的汤老得知此事后，在
自己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寻购到整套高等数学教科书，予以寄赠。当
钱收到一位不相识者赠送的、求之不得的一堆书，真似旱天得甘露，
内心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后来，他根据邮包上留下的地址，终于找到
汤老。钱宗仁见汤老学识渊博，且惜才似渴等义侠之气质，很是敬
佩。在汤老含冤之后，钱为营救老人而四处奔走。上述《调查报告》
就是在他努力之下产生的。可惜钱宗仁中年夭亡，令人扼腕叹息不
己！所以，在李锐先生主持下，新闻界为纪念他而出版了一本《胡杨
泪尽》，书中就有他和汤老之关动人的传奇故事。

现在，虽然确立了商品经济，并由此给社会带来实惠，但并未彻底摆
脱“计划经济”的魔影，故而还有“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如
“国有”银行的党金库性质，顽强地阻碍金融商业化。因为，只要存
在极权主义的党国不分，那么国产即党产的既成事实就无法改变！因
而，所谓“经济改革”的局限性就必然是注定的。但是，一般人在日
常生活中对此似乎没有感觉，且不知“计划经济”为何物了，更不知
当年前辈们是如何艰难地突破它的。一项和“社会主义”挂勾的行政
统制经济的所谓“计划经济”，被党国权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
条，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异常谎谬理论基础上的宠然之物。如果不从理
论上予以根本的否定，就谈不上真正突破。那么，是怎样得以开始突
破的呢？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共11届3中全会在政治上有所突破，不
然，一切突破无从说起。从1949年之后直至“文革”结束，“计划经
济”由产生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即“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实践
上已经破产。但为什么“无比优越的公有制”，怎会弄到人仰马翻的
地步呢？其原因当然众多，但这里只言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即所谓
“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基本理论”的不科学——废除
私有制（商品经济），建立公有制（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进
而，认为产品已无商品属性，不须通过流通过程中的交换方式进入直
接分配，从而否定了交换价值，再进而否定了价值本身——“价值是
产品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即任何产品只有通过流通过程中经过交换
方式成为商品，由商品交换价值才能曲折地实现其价值。即社会产品
作为商品通过商品交换（交换价值），才能体现产品的真正价值（由
价格扭曲地体现价值）。可是，不学无术的暴君斯大林，在《论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把恩格斯的实现价值三原则中的流通过程的
交换方式抽掉了，用抽象的“流通”代替了“交换”，从而在实践中
以简单的流通方式如产品运输，使产品直接进入分配（实现使用价
值），因而缺失了体现产品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即是使一
切产品无法比照社会必要劳动率，因而无法知道产品价值是正值或是
负值，因为一切产品的价格均是根据人为的“计划”而制定，故而均
背离与打乱价值规律！由此必然导致经济运转失调。由此可见斯大林
的“三分法”之罪孽深重！

所以，否定“计划经济”，必须在理论上批倒斯大林的“三分法”。
而担负这项艰巨任务的，在体制内，首推孙冶方先生；在体制外，当
时非汤戈旦先生莫属。前者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与
《再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后者有《社会主义狂想
曲》与《新〈明夷待访录〉》等专著。说实在的，两者相比之下，由
于孙老身处体制内，不免带有一定局限性，而汤老身处民间，观察与
认识现实问题更尖锐、更彻底。例如，汤老主张土地必须彻底商品
化；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配套同步进行，即认为经济多元化的同
时，政治亦必须相应多元化，等等。读者须知，这些现在可谓人人皆
知的道理，在1980年代初期，却要冒坐牢、掉脑袋的风险，且只有思
想佼佼者才能够论述。

如孙冶方先生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在
“文革”中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头号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与“反革
命分子”；而汤戈旦先生更不用说了，据称“历史复杂”而被长期扣
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直至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

汤老自被无端打成胡风分子于1957年出狱后，立志潜心研读马克思原
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照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终于看穿斯大林
主义的荒谬及其反动残暴本质。于是揭橥出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
土生土长的囿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
它针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理论批判，正是以真揭伪，十分有力地一物克
一物，与孙冶方、亚诺什．科尔内等基本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理论批
判目的。这在极权铁幕后面土生土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在极权
主义文化封锁状况下，它不被世人所知，甚至遭受误解，以为它是左
派原教旨主义。只有少数有机会阅读汤老著作的人，才能在不同程度
上了解其真义，例如青岛的姜福祯和孙维邦、南昌的杨林枫、蚌埠的
李键、上海的傅申奇、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徐文立和张卓元、浙江
的笔者，以及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汤老著作至今未能正式
出版，很觉遗憾！如若今天或尤其日后出书，又觉有过时之感，其现
实意义却被时间所减弱！但是，作为批判“计划经济”的理论学术价
值，无疑是永放光芒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汤老献身实干精神，很为我等后辈学习。例如“79民
运”期间，他不顾年迈，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会晤民运友人，商榷
理论与现实问题，旁征博引，谈兴颇浓。故如傅申奇等每当提及汤老
时，都钦佩赞赏之至，均言受益匪浅。记得1989年“6．4”之前，姜
福祯撰写一篇题为《“计划经济”的天敌——汤戈旦》，投稿《海南
纪实》，被告知准备刊用，但“6．4”后《海南纪实》被停刊而作
罢！

汤戈旦先生1911年诞生于江西靖安，和民国同龄。他作为中国民主运
动之先驱与年纪最大的忠诚民主斗士，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而
作为笔者之恩师，将受我终生感激、敬仰！（2005.1.3于重庆沙坪坝
大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