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西相识已有30多年。在“文革10年浩劫”的1971年，我们被分
在贵阳轴承厂当学工。我是车工，他是锅炉工。不久，他便报名去当
了兵。我一直想去当兵，但没能如愿，因为我父亲的成份“不好”。

陈西加入部队后不久就入了（共产）党。他的为人处事非常踏实、认
真、负责，赢得了战友们对他的尊重，不久便调到师部文工团。几年
下来，他因种种原因，没有留在部队，而是复员转业回到他当徒工学
烧锅炉的老地方。由于兢兢业业和踏踏实实地工作，他被调到厂团委
任书记，并兼任民兵连长。

陈西是一位肯干实事、喜欢认“死理”的人。他喜读书，常将“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诸子百家古训列为座右铭；也喜欢同
探讨社会问题的一些人争辩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深信真理是越辩越
明的。

1978年是中国的又一个多事之年。“文革”尚未被否定。76年的“天
安门”事件尚未被平反昭雪。人们还处在那种谨小慎微、心照不宣的
境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尚还在黑暗中摸索。当深秋的黔灵山（贵阳
的一座名山）红叶大放异彩、而肃杀的秋风狂扫落叶之时，中国的当
代史出现了第1个实践中共宪法的民间社团──“贵阳启蒙社”，中
国早期反对党的前身。在贵阳止林庵民主墙下，我受到热血诗人（应
该肯定他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一个伟大的号角）黄翔所写的《火神
交响诗》的激励和鼓舞，从而走上了义无反顾的“启蒙”民运之路！

78年的11月下旬，我同在民主墙下相识的两位看客（现其中一位早已
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及民运理念），在民主墙下写出了“柴草”青年评
论共20多篇大字报。我们的目的很清楚：一是要扫荡当时辱骂“启蒙
社”成员的各种恶毒语言和一些小纸片（即人们所称的豆腐干块
块）；二是要覆盖“启蒙社”成员中个别人的心虚而写出的退出声
明。在我们强力推出声援《启蒙社》的第一篇大字报中，我还抄发了
自己写给诗人黄翔的一首名叫《致诗人》的即兴诗。历史迅速地出现
了转机，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因在大字报上署的是真名，我们在贵阳一夜之间便成了新闻人物。陈
西即刻通过玩得好的朋友找到我，大家约在一起探讨问题、交流思想
及人生的看法，甚是惬意！随后，我们便成了挚友。我记得是在81年
的春天，陈西写了一篇怎样遏制共党内部腐败问题的文章，很长，已
打好了字的就有10多页。文章说理透澈，文笔清新，应算是议论文的
精品。我读后站了起来说：此类文章发出去后是有风险的。陈西说，
“我不怕。”我深深地被他这种斩钉截铁的誓言所打动。陈西刚结婚
不久，也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正身怀六甲。他的思想觉悟比起别人高出
许多。至少，他的基于“忧国忧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成为了运动者的典范。

几年后，陈西调入贵阳金筑大学保卫处，负责金筑大学的保卫工作。
我也由厂车队调入贵阳轴承厂公安处工作。

在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贵阳许多读书会和各重要沙龙的活跃分子。但
可能是在88年左右，陈西、黄燕明、李黔刚、杜和平等各读书会成员
都意识到联合的重要，遂共同发起《贵阳沙龙联谊会》。此会是正式
注册的，有公章、会徽、会旗。陈西任第1任会长。我是第2届民主选
举出来的常务理事，负责宣传工作，兼《沙龙周报》的总编辑，直至
我从北京声援学生回来后被捕为此。（2005年5月18日于中国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