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以前，我们浙江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那
时公开参加这些活动的除我之外有陈龙德、傅国涌、王东海、毛国
良、陈树庆、傅权、吴高兴、徐光等。王丹、魏京生第2次被判刑以
后，陈龙德因搞签名信呼吁释放他们，而被公安局抓捕并“劳动教
养”。傅国涌后来在山西因写文章而被“劳动教养”。这期间为了联
系更多的人，王东海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我也这样做，但因经常被
人跟踪，感到很不方便，最后还是与越来越多的朋友建立了联系。其
中有朱春华、叶坚定、杨泽敏、王星等浙江89一代学生，以及其他关
心中国政治民主的人士。

97年，浙江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到这个追求民主的群体中来，仅举几
例，如王培剑，他与一些朋友成立了一个“读书会”；还有周涛、余
心焦、李三石、陈蔚等等。我同吴义龙（原杭大在读研究生）是通过
读书会认识的。我们讨论问题范围较广，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需
要政党政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进，而通过“合法、公
开”的方式，以法律途径去申请注册竞争性政党的做法，成为后来的
共识。

2月份的时候，祝正明因为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从卢四清那
里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电话。他说话时有些紧张，但我非常高
兴结识这样一个朋友。我们相约见面，就共同关心的中国敏感事情进
行了广泛的交谈。

杭州余心焦主要在搞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他与各地方的人士交游甚
广。尽管有些分歧，但在在文化复兴观念上我们很合得来。王培剑，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不太热衷政治活动。他
后来主要是以法律援助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行动。我跟他在渐进推动
民主变革和运用法律方式上，形成很多共识，经常在一起长谈。陈凡
是97年冬天来我家的。其实当时还有来自其他省的朋友。我们都有交
谈。我跟89民运参与者，包括一些在北京的朋友，大多保持着联系。

人员增加了，日常的联系工作占用我大量时间和精力。我感到有些力
不从心，无法兼顾原来的工作。这时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以及国有企业
官员想资助和支持我。事情在发展，前景变幻莫测，为了更好开展民
运活动，我辞去原来企业里的工作。

98年1月辞职后，我先后去了浙江的绍兴、温州、金华等地，并在这
期间发表了给全国人大的呼吁信。当时正值人大换届，联署签名信的
人很多。我们的签名信内容是要求军队国家化，改革一党独大的弊
端，成立宪法法院等宪政民主的主张。我除了寄一份给全国人大以
外，还送了一份给浙江省人大。当时一件小事也很有意思。我进入省
委省府大院的时候，跟踪我的车子因为是地方牌照被挡在了外面，而
我则因为朋友多又对这里比较熟悉，所以，直接骑车甩开他们进去
了。

98年5月4号是北大百年校庆，与我平时有联系的北大老师和同学也希
望我过去一下，我也有意到北京和那里参加过89民运的朋友聚一聚。
4月23日我乘火车离开杭州北上，随身携带了我们一个朋友所设计的
党旗和一些资料。24号晚上我到北京时，就发现有一些车子一直在跟
踪我。我在北京只见了很少几个人，25日落入公安之手，被关到北京
西郊的一个疗养院。我的资料也被收走了。在他们审问我时。我正式
向他们阐明准备注册政党的想法，并已做好被判刑的准备，因为我知
道胡石根的案子。但是，我拒绝回答他们哪些成员已经参加的问题。
5月10日，他们把我送回浙江，并且把我给释放了。看来，这次他们
主要是想阻止我参加北大的百年校庆。

尽管如此，回家后，我被告知不可离开浙江，对我的控制得更严了。
我和朋友们感到在北京注册不可能了，所以们开始讨论在浙江注册成
立“中国民主党”事宜。这个时候，林辉也从宁波大学到杭州。我们
经常举行一些人数不等的讨论。单称峰、方笑凰、黄海燕等很多女同
事也来参加讨论。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要到中国访问。我们考虑
是不是利用这次机会去申请注册。开始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过经过讨
论后，我们决定先试着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
并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断地给予冲击。

因监控很严，家里不安全，我们决定6月24日晚上开会讨论。地点几
经变换，最后改到祝正明家聚会。在此之前，我、吴义龙、祝正明，
已经在杭州大学讨论过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安排。那天晚上实际参加讨
论的有：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和我。我提议由我、王东
海、林辉6月25去申请注册，同时把我们的有关资料向国际媒体以及
国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传播。我认为王东海在1979年就参加过民主墙
活动，1989年也参加过民主运动并被判了刑，是老民运；我参加了
1989年的运动并被判了刑，是89一代；林辉是年纪轻的大学生，是新
鲜的血液。当时，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由我们3个
人出面承担比较好。如果我们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继续努力。我们
的原则是“公开、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

6月25日，我与王东海、林辉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和以前
一样，警方的车子一直跟踪我们。到了民政厅，负责管理社团登记的
处长接待了我们。她比较紧张，表示从来没有受理过政党的申请，还
说这事可能归人大负责，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跟她介绍了我们的思
路、想法和情况，包括我的背景。她还是表示不知怎么受理，并让我
们去拿一些关于社团登记的资料。我们把申请资料留在了那里。

那天早些时候，我已经把消息通过互联网，向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
中心卢四清、中国人权、还有其他地方发送了。我也将《中国民主党
章程草案》和其他资料的拷贝送给了其他有关部门。几天过后没有什
么动静。我问过，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期间陈立群、戚惠民、王荣
清、毛庆祥、朱虞夫、李锡安等79年参与民运的人也参加进来。以前
我跟他们有过接触。

递交组党申请后，朱虞夫有一次在他家附近的街道散发传单宣传此
事，被警察拘留。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影响，要求警方释放，后来
警方释放了他，但要求我们不能散发传单。6月29号，我被警察带走，
他们要求我停止组党活动。我告诉他们，我们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程序
走。他们无奈，放我回来。

后来我提议，在7月10日，把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地的朋友请
过来杭州一起喝茶，商讨问题。很多朋友从外地赶来。7月9号日晚，
部分朋友在我们家吃饭。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
群便衣的警察。他们先把我带走了，然后陆续带走了其他人，还搜查
了我的家。我被带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警车和穿制服的警察。我被
直接送到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那一段时间，警方共抓捕了24个人。
我被长期关押后遭到逮捕，以后度过了一段漫长的牢狱生涯。

我虽然来到了美国，但目前为止，还有很多民主党的同事被关押在监
狱里，我不能做什么，心里很难受。虽然98年冲击党禁的活动失败
了，我想，为了以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我们需要深刻总结经验教
训，在现有的基础上凝聚力量，为以后中国生长和发展出竞争性政党
做好各种准备，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