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是私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这是中国政法
大学民法学教授江平先生最近接受记者采访一篇对话录的标题。

江平先生求学时代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想用报纸来实现国家的
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万万想不到，这一“资
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竟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为什么民主、
自由思想就不好，就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社会主义又
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被派往苏联学习法律5年回国的他，瞬间
被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巨变，
他自然是“刻骨铭心”，百思不得其解。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他某种答案，“‘秘密报告’揭露的是与
‘公开报道’截然相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专制、个人独裁、暗杀、集
中营，难道在中国我也要去追求这样一个制度吗？” （《七十回首
──〈江平文集〉自序》）对苏共覆灭的原因，倒底是由于“修正主
义”上台？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江平先生认为倒是身历
这一制度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得好：“苏联共产党垮
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
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都可以尽管做的特
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我们目前政治生活和政治
制度中的一些现象表明我们还没有从苏联垮台和反右派运动中得出更
深层次的结论和教训！”“……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
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可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镇压不同
意见的人的工具。” “右派”帽子己不好使，取而代之的是“颠覆
国家政权”。从三个代表，人们也分明可以看到“垄断意识形态、垄
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十足的专制”的轨迹。

刚过88岁米寿的李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历史、社会
的发展过程，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的胜负过程，
尤其近300年来斗争最激烈，发展也最快。经过上世纪第二次大战之
后，现在世界上专制独裁的国家没剩下几个了。人类已走上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积重难返，现在仍是有宪法而
无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李锐:
“敏感作家”的表态》）正是对有宪法而少宪政的感叹。不行宪政，
不行民主，“血浓于水”的政治文明可望不可即，“和谐社会”云云
更是离题万里。江先生感慨不已：“……我们政治运动冤死了多少
人，这些东西也是一个教训啊，也应该记住啊，我们可以要求人家记
住历史，不要忘掉历史，我们也不能够忘掉历史啊。”

经历了22年的厄运，江平恢复教职第2年，在当时谈“西”色变、谈
“私”色变的大环境下，他给学生们开设了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这两
门课，他说：“……欧洲国家《罗马法》的精神就是私法的精神，我
深深感觉到中国社会是缺少私法的精神。”关于“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他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你能说一切都是国家的利益吗？都是最对的
　　吗？事实上国家在任何社会都是一部分人掌权的人来掌握。他有
　　正确的时候，也会有错误的时候，不能笼统地在以国家为名义的
　　情形下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中国这些年来以国家这个最好听的
　　名义下面，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剥夺人们自由，
　　剥夺人们权利的事情不在少数啊。”

2004年修宪，身为专家组成员的江平力主将“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
产”明确化。他认为，只有使私权利得到合法保障，才能够实现法治
和宪政。

（以下，“江”指“江平”；“记”指“记者”。）

江：1986年《民法通则》起草的时候，我们有4位学者就作为专家
　　组，在帮着起草，把关，……我们维护民事权利的重要性，要保
　　护民事的权利。中国现在最危险的还是私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
　　犯，……

记：那么在公权和私权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去理解国家的
　　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呢？
江：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我始终认为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私人利益
　　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当然很重要。但不是任何情况下都
　　要用国家利益的大旗来剥夺和限制私人的权利，这不行。我们为
　　什么能够说西方国家不能够要求人民都去服从他国家的利益？
　　……所以以国家的名义是一个最大的帽子，所以我不太笼统相信
　　以国家名义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这个太天真了。

记：那在您个人呢？所有的这些观念，您都一直是很坚定的吗？您在
　　中间没有经历过犹豫、困惑不解？
江：当时有人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些思想就代表了一种右的思想，右
　　派的思想，右倾的思想，至今还有一些人，给我们扣自由主义的
　　帽子，但是我自已认为，这条道路没有错。

2004年8月20日，《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73次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对剥夺限制私人财产的陕北石油案，江平作了以《地方
政府违宪违法》为题的发言，他认为陕北民营企业产权被回收，“这
是一起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和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严重的事件，
从法制的角度看，它也是违反了法治和宪政的原则，……”

记：我相信在这个推动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进程中，象您和您的一些志
　　同道合者，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里边的，肯定会经历很多的挫折，
　　遇到很大的阻力。
江：以修宪为例来说，按道理来说，《宪法》是每个老百姓关心的事
　　情，我想《宪法》的修改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可是《宪
　　法》如何能够真正集中老百姓的意志呢？真的使得这个《宪法》
　　能够更好地朝着一个改革开放的路子往前迈进呢？我们就是很苦
　　恼，搞法律的人总希望以《宪法》作为基础，能够在中国确确实
　　实推进宪政，但是真正推进宪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
　　从宪法修改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人们还是不敢说话，……
　　所以我有一次在一篇文章里面，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中
　　国的法制现在某种意义上也象一个鸟笼，我们现在目的是把鸟笼
　　做得大一点，在现在所允许你这个范围之内，尽量给人们更多的
　　一种实际能够体现的自由啊，民主啊，我们这些可以做的事情。
　　中国现在要冲破鸟笼，真正做到法治，恐怕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
　　时间才能实现。……

记：那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做一个法学的教育工作者，这个职业这
　　么吸引您，您曾经表示40年无怨无悔？
江：因为我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将来应是法学家。我们来看一看世
　　界各国，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恐怕一半以上是学法律的吧，现在
　　普京是学法律的，许多的国家就不一一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掌握一个国家命运的人，恐怕不应该是那些工程师们，按道
　　理来说，学社会科学的人，才是学治国的本领，而法律更是治国
　　的基础，依法治国嘛！更何况这个法律是广义的，广义的法律包
　　括政治学和其他的一些学说。学法律学，学政治学的人不来治理
　　国家怎么行呢？可以说，最终中国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法制，还要
　　看是不是真正掌握着现代法制理念的人来管理国家。……

对“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的痼疾，江平先
生在《江平文集》自序文末无限感慨地说：

　　“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乃为两大潮流，中国民族主
　　义的觉醒和复兴已不成问题，甚至时有过分之感，但民主主义的
　　觉醒和复兴，相比之下还差距甚大。从‘5．4’时代的呼唤
　　‘德’先生，到我青年时代的‘争民主，争自由’，到50多年后
　　的今天，科学进步在这100年内的变化确实令人咋舌，而民主主
　　义的进步，又有多少呢？！”

著名学者、苏联问题专家、老报人严秀先生在《我的忏悔》（《随
笔》2005年第3期）一文中说道：

　　“‘文革’后，本来有一个民族自省的良机，可惜一个持久的批
　　判人道主义的事情一来，又什么都吹了。未来的历史不会不对此
　　等事情做出评价的。谁欠历史的债都是还不起的，但那笔帐却始
　　终在那里挂着。”

酷爱自由的知识分子都是相同的，迷恋于垄断的政客各有各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