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贤明”与内部协调

重庆作为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从四川分割出去了，川渝的民运人士怎样
应对和协调？这方面的情况，老邓（邓焕武先生）与何斌兄最知道内
情。刘和邓的共识是川渝民运不分家，重大事情共同协商和决定。

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重大事情需要做出决策和协调，“万贤明”
出现在民运活动的视野里。

这是四川民运对外决策和协调的一个命名。分别取用佘万宝、刘贤
斌、胡明军3人姓名中的1个字。它多用于对外文稿和文告，推出四川
民运一些思考、意见，其实也是即将出现的民主党筹组的一个半组织
亚结构性质的预备。这个笔名下的文章需3人中的多数同意才能启
用，具有约束性，没有获得多数通过的作为个人意见予以保留、尊
重。

贤斌说：“必须在最初就做到民主的设计，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才解
决，到时候或许根本不能解决、或者当事人不需要解决了。”

佘万宝先生，原广元市信用合作银行的副主任，中国金融家协会理
事。1989年大屠杀前后积极从事民主活动，被判刑5年；出狱后，继
续从事民运活动。老佘阅历多、思路清晰、能坚持原则，协调能力
强。随着民运事务的增加，他和贤斌一样，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职业民
运生活。问题和贤斌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个人意愿的职业和选择，没
有薪水的职业的职业选择。于是他把自己在广元市的房子卖掉，得来
的几万元全拿来填补花费。那一年他39岁，不在非理性行为能力的年
龄阶段。

胡明军，文学爱好者，四川攀枝花人氏，中专毕业后在攀枝花市一家
单位供职。1989年，他是攀枝花市民主运动重要组织者之一，后遭到
单位处罚和歧视，便辞职到成都，从摆地摊干到富足，在成都有了产
业。他认识不少成都的文化人，对西单民主墙的事情了解得多起来，
后来到北京拜访徐文立，与刘贤斌、佘万宝有了联系。老胡对于民运
的人、事比较热心。来往于成都的朋友，他都能热情地接待和扶助。
这是刘贤斌和老佘两个立足未稳的外乡人最需要的支持。“每天的开
销很大，老胡的支持很多。”贤斌告诉我。

“明君发财后并未忘记民主事业，经常拿出大笔的钱支持民主事业和
民运朋友。那几年，只要是从事民运的朋友到成都，食宿都是明君安
排。”（参阅张明《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领袖》，作者注）

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贤斌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1988年底，他就
和我为1989年可能的失败达成共识和作了预备──暂不出头，埋伏下
去，准备下一次。还有，1997年，他告诉我说有途径和机会逃往国外
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再次达成共识──留下吧，这里更需要我们。
我敬佩贤斌，正是他能够这样想，并且真正忠实按照这些誓言去做。
多年以来，我自己忠实于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并自愿承受它的苦难，
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贤斌这样忠诚不移的人们始终坚守、坚持在这一队
伍里。

3个人有时会有分歧。胡明军的思维和行为总有超常的冲动性反应，
比如把个人的意见和文稿用“万贤明”的名义发表。佘万宝就决不容
情地抵制。这对刘贤斌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相互制衡很重要。”
刘贤斌多次给我提及这些事。

多年以后，张明先生在《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领袖》中说：“四川
的不少文宣都是他（指佘万宝）执笔起草的。”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
实证词。出狱时，黄河清先生希望我提供贤斌、老佘的文稿，作为独
立中文作家狱委会救援对象的资料预备，我羞愧、内疚啊，为了安
全，我当初把资料全化为了灰烬。（这一时期刘贤斌的文章有《中国
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现代民
主运动的一般经验》、《后邓时期与邓后时期的中国政局》、《一九
九五年签名运动述评》和《陈卫访谈》等；更早前有《理性主义》、
《社会主义及其实现》，作者注）

3人同心，其利断金。四川的民运力量的坚强有力，除了廖胡子这类
人文环境和其他暂不便浮出水面的原因外，这个结构作用不小。

贤斌、佘万宝和许多其他在94～99年期间从事民运的杰出人士一样，
他们都是赫赫有名和贡献、牺牲很大的人们。然而，由于相关的文字
资料没有保存和外传，以及许多当事人被关在狱中或者狱外的人们的
疏忽，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没有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晓。这些赫赫有名的
人们，倒成了“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见张明《我所了解的四川民
主党领袖》）。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