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和向东折北大协调

和贤斌不同，我妻子的收入要少得多，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我不得
不回家去固守那微薄的工资。现在我唯一能够做的是探索一条中国基
层民主努力的道路或一种模式，从而给整体运作提供更强大的基础性
动力。这个行列的人们的文化含量和他们的生活离开底层社会有点多
而远，我彻底地生活在中国底层社会，适合在这个领域去探索或者合
理冲撞。

所以，从成都回来不久，我组织了500多人的一个签名，揭开了当地
学校乱收费害得孩子们失学的盖子，并得到贤斌和秦永敏先生的大力
支持。

在双方博弈的时候，贤斌到我那里去，希望我早点离开。他预计当局
将施压将我赶走。我呆在那里还不如跟他离开──“成都也需要
你。”他说。我说立即走对周志刚和罗祥是一种削弱，希望能够给他
们加强一下。我并表明我在底层探索一种模式的意义。他不便再坚
持，说：“如果我进去了，你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出来做事！”他说
得悲壮。我知道，他在表示危险于他随时可能发生了。我只好说：
“我答应你！”

12月初，又有许多人被抓捕了，其中包括主办《中国人权观察》的秦
永敏先生。成都再也呆不下去了，经过和朋友们商议，他回遂宁家中
接办《中国人权观察》。12月5日，设立该刊的临时总部于遂中，全
面协调国内人权和民主党的筹组活动，呼吁国内、外友人关注12月20
日杭州当局对王有才的非法审判或到杭州去旁听、抗议。（见《中国
人权观察》第399号，作者注）

临时总部的文告上，我被指定为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参与多少实际的
事务。贤斌他是在为自己的危险和我的后继行为留下后手。这一切，
我自知。我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和妻儿过着甜美的日子。我知道，
分别的日子就要来到，不会遥远，我当珍惜这短暂的温馨。

12月8日，贤斌、佘万宝、胡明君、文强、黄晓敏和我共6人，被掳了
进去。

当时的情形是：我们的行为规范并富有理性，有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为
依据。面对国内、国际压力，正在扮演开明秀的高层，恨得牙痒痒，
却不知道如何出手。下层国安不明了上层的意图，也不敢有太多的作
为。我们第2天就出来了。临时总部继续运行。（见《中国人权观
察》第407号，作者注）

12月20日，有才被判，然后是徐先生和秦先生。

12月23日，《华西都市日报》刊登了王有才先生和秦永敏先生被获判
的简短消息；另一版面较详细报道欧阳懿、周志刚举报当地学校乱收
费、责任人受到处理的事情。

遂宁国安的办法是不断收缴传真机，几次下来，资金缺乏，临时总部
支撑不下去了。

1999年1月，贤斌和国内友人组织起百日接力绝食，抗拒当局对民主
党人和其他人权人士的迫害，预备“6．4”10周年的到来。

临时总部被迫停止活动后，贤斌与记者袁亚娟女士结伴从成都出发，
沿长江向东折北大行走，希望协调出更加有力量的大态势。沿江折北
的民运精英与新秀，闻风接应，风云变幻，尽在不言中。（见袁亚娟
《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或汪建辉《有没有──那些我认识的人》，
作者注）

行走到山东时，形势更恶劣，袁亚娟与贤斌被冲散，袁经西安回成
都，贤斌东躲西藏到北京，在北京被抓捕，收容3个月。后由遂宁国
安当局自北京空运回来，再拘留月余，最后改监视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