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究竟何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判断1个经济体是
否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那就要看新闻媒体或出版机构是否实行了私营
化。如果这两者主要掌握在私人或民间资本手中，私人资本可以在这
一领域自由开业、自由投资，而国有国营的媒体仅是其“有益的补
充”，那就是毫无疑问地是市场经济。以这个标准来看，台湾就是符
合这一标准的经济体，而中国大陆则不是：台湾弹丸之地有7千多家
民营出版机构，而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总数不超过700家。
现在令人颇感困惑的是：北京政府一直嚷嚷要优先解决严峻的就业形
势，可是那些能大量创造就业机会的行业，政府却死抓住不放。它除
了牢牢抓住石油、石化、教育、医药、医疗等传统的垄断行业之外，
其中的新闻出版领域等创造就业机会的“大户”，更是被当局视为命
根子，决不许民间染指。

台湾一隅之地有7千家出版机构，而大陆以保守的估算方法，新闻出
版开放之后，至少开放之初就会涌现10～15万家出版社。这还不包括
新闻、电台、电视台等机构在内。它们再带动相关产业，不知可释放
出多少工作机会。可见现在大陆的就业潜力非常之大，可北京政府似
乎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一个口口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执政集团，这种
做法实在让人不好理解。

长期的出版垄断不仅消灭了可贵的就业机会，它所导致的直接恶果，
一是伪书盛行，二是低俗之风盛行。伪书是中国畸形出版体制下生产
出来的怪胎。我们可以发现，几乎绝大部分伪书都有正式的“书
号”，由正规的出版社出版，有堂而皇之的合法身分。有些伪书的始
作俑者虽是书商，但如果没有出版社的积极配合是不可想象的。出版
社为什么“知法犯法”、明知不妥却依然要与书商合谋造假呢？出版
机构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守护者，即使这样做不违反现行的法律，也
显然违反了其职业良心。但出版社也有出版社的难处。很多时候它们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当今的中国出版社，除极少数外，几乎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它们在政
府与市场的双重压力艰难度日。过去，出版机构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
单位，有财政保证的人头经费，基本上旱涝保收，毫无生存之虞。而
现在则实现了市场化、企业化，被政府断了奶，要开始自负盈亏、自
谋生路。但是，出版社就真的是市场化了吗？事实上，中国的出版社
远未如此，而只是形式化、表面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至少需要
具备这几个特征：一是私人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该经营领域，
没有进入或退出的行政壁垒；二是私人资本可以拥有企业的终极控制
权，民间经营者可以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拥有企业的最高决策权。
现在虽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出版业，但只能成为“补充”，而不能成
为“主导”。这显然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三是产权主体多元化，企业
的产权主体既可以是国家或政府，也可以是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按
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很多行业基本上都未市场化，比如电信、石油、
金融等行业，虽然有的电信企业实现了拆分，但无论怎么分，老板都
是1个，那就是政府。这显然不能说这些领域市场化了。

这样说来，我国的出版业离真正的市场化就有十万八千里了。我们所
说的市场化或企业化，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当局一脚把出版社这只
思想文化领域的“看门狗”踢出了门，但又在狗的勃子上拴上了一根
绳，狗们现在可以扑腾几下了，做一些自选动作，但脖子上还是有一
根绳，这根绳就是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用以进行“舆论控
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出版社的选题范围、出版方向都是受控制
的。

出版社市场化之后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但符合市场需要的可
能不符合舆论导向，符合舆论导向的又未必符合市场导向，出版社迎
合读者、市场，就要得罪上面，迎合上面又会得罪读者、市场，可以
说是左右为难。夹在中间做人，有时还两边不讨好。这样一来，出版
社只好走低俗化路线，既迎合这个价值观念业已崩溃的社会，媚事市
场和读者赚取市场利润，又无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现在也的确有
不少出版社想走精品路线和精英路线，但精英文化所固有的批判、创
新精神和边缘立场，最后总会与自由、民主、独立、人权和人性的尊
严等崇高价值相遇，从而对官方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并因此遭致当局
的打压和整治。所以在当今的中国，走真正的精品路线很难走通。出
版社违背其职业良心一味走低俗化路线也是迫不得已。

中国是世界是出版审查制度最严格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秩序最混
乱的国家。这也许是1个出版悖论：管得越死就越乱。出版界的混乱
无序，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恰恰是管得太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
有1部保障公民出版自由的出版法，而只有出版管理条例这么一部行
政法规，企图通过它来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这无论如何
是说不过去的，且不说它与宪法相冲突，还与行政许可法和立法法相
违背。所以，要说大陆能真正保护知识产权，说谁听谁也不敢相信。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法，却不知为何倒先
有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这等于是先穿长裤、后穿短裤的错乱之举。可
在中国，这就是事实。

另外，中国的“书号管理费”似乎也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书号管理
费究竟算什么费？如何从法律上来界定它的性质？现在也没有一个清
楚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实质上就是政府权力寻租的租金收
入。这笔收入既没有通过立法机关的同意，也不在国家审计部门的监
管之下。中央级出版社的书号费的“市场价格”从12万元到20万元不
等。这颇有些象户口的“市场价格”，如北京户口可以卖到10万元。
这样的收入是否可以算作政府的灰色收入呢？作者出书反而要向出版
社交买路钱。这极大地提高了出书门槛，也压制了人们创作创新的热
情和动力。

总之，现行的新闻出版体制，总体上看是压制创新，同时鼓励人说假
话、鼓励书商、出版社急功近利、知假制假、制造文字垃圾。

鱼溃肉烂，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