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的飓风灾害面前，不少人指责美国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这可能是1个规律：每当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政府的工作效率总是备
受指责。纳税人总是希望政府抗灾工作效率更高一些，灾害所造成的
损失更小一些。政府作为公众的“受气包”，不得不承受公众的各种
责难。

但是，如果进行理性的分析就会发现，在非常时期，政府之所以成为
众矢之的，就在于政府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法定职能。如果在和平年
代或者正常时期，政府过多参与资源的配置、甚至越俎代庖、直接干
预地方的行政事务，它就有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指责。每到关键时
刻，公众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决策权和主导权，让政府强力部门代为作
出紧急决定。

民主与效率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
致。每当经济处于平稳状态、各项经济指标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总是
希望政府能够远离经济生活，不再干预经济事务。可是，当经济出现
重大波动，或者由于外在力量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时候，政府的
作用就会凸现出来。为了强调效率，政府被赋予各种特殊权力。简单
地说，在平稳发展时期，政府应当退居二线；可是在经济发展的非常
时期，政府必须横刀立马，干预经济活动。

由此可见，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1种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1种
正关联曲线。每当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需要政
府干预的时候，民主总是亦步亦趋，跟随着经济的发展，起着各种辅
助的作用；可是当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决策的
效率就会被提到重要的高度，民主就暂时被压制，权威领导的个人决
策取代了民主时代的集体决策。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由于美国的经济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加上欧洲
上空战云密布，所以美国国会史无前例地赋予了罗斯福总统干预经济
的特别行政权力。行政权的扩张，意味着在美国国内民主暂时被搁
置；提高决策效率成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目标。

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为了尽快走
出经济困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决策者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发展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的引导下，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被不
断放大，而公平乃至民主决策却相对迟缓，结果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
现了结构性失衡的现象。1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改
革中，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逐渐下放，但是，决策权却逐渐地集
中。从权力机关决定国有资产的命运，发展到行政部门左右国有企业
资产的配置，在具体操作中，又发展成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决定国有
企业的生死存亡。

这种强调效率、集中决策的改革思路，充分反映出中国改革的应急性
和紧迫性。但是在经过长达20多年的高效率改革之后，如果仍然搁置
民主的发展，或者将民主发展等同于法律的制定，那么，中国的改革
必然会回归到政府决定一切的时代。本来，改革的目标是实行市场经
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如果改革决策权和主导
权牢牢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那么改革必然会进一步扭曲市场经
济，甚至倒退到计划经济的时代。

所以，从改革自身规律出发，发展民主也有必要。如果没有政治上的
民主决策，那么，经济发展就没有出路，公民的权利就没有了依归。

如果不断强调改革的紧迫性，继续干预或者限制公民的权利，那么，
改革就失去了合法性。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代表在
人大代表大会畅所欲言，并且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妥协性意见，
改革才会拥有群众基础。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特殊难题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部分人在改革
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经济影响
和政治影响力，促使不公正的制度规范出台。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局
面，那么中国的社会必将会出现动荡局面。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出
发，也必须大力发展民主，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

民主与效率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特殊时期，民主的发展会受
到压抑。但是如果始终强调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从而阻碍民主的发
展，那么到头来，提高效率的改革必将会误入歧途，整个社会将会陷
入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民主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虽然
各个国家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同的制度设计，但从根本上
来说，民主体现多数人意志的灵魂始终存在。强调多数人决策，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决策的效率，但是如果将多数人的决策让位于少
数领袖的专断，那么，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重大波折。这是历史反
复验证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社会演变周期律的问题时，
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通过民
主的方式，让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中国的经济改革为民主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民主改革提供了催化剂。只要尊重民
意，顺势而行，中国的民主改革就一定能够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