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一种科学的模式

1994年初，刘贤斌到北京去了。我留在成都市荷花池皮鞋批发市场铲
货谋生。我的希望很美好：他搞民运，我赚钱作后盾。在北京收到我
的第1次汇款时他来信：“你是保证粮草的萧何啊。”尽管我对这行
当的门道已经精熟，但终因下半年商铺价格上涨，我筹集不到后续资
金，好好的势头没法延续。铩羽而归，那萧何不好当也当不成。

贤斌继续他的职业民运生涯。我在老家教书还债。我知道他的职业无
所谓职业，我难以重复他的模式。但他的执着，足以让我在工作和家
庭生活以外进行另1场试验：我要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中探索出1种模
式，推动我们社会的基层民主实现，并作为贤斌这样的职业民运人士
的基础和补充模式。

什么是科学试验和科学的模式？科学试验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它的可重
复性。我希望探索出的模式能够在中国社会的其它地方、为其他人所
重复，为民运扩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志刚先生原本是国安方面特意安插在我身边做线人的同事。因为这
种关系，他了解了我和刘贤斌，从而追随我们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
上了争取人权民主实现的道路。我们一道，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在
积累出相当信誉的基础上组织、发动了数次保障教师、学生和农民权
利的合法抗争斗争。

我们的梦很美好：通过合法抗争，预备推动和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真
正地服务于民众。

几次签名努力，都取得了一些预期的目标。我们在等待机会。

第2次出狱不久的陈卫先生说：“只要你们出面去参加竞选，我和刘
贤斌全力投入策划和相关运作，那些竞选人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

1999年8月，刘贤斌与佘万宝先生获判。国安、地方政府和教育局藉
此联合动手，实施反扑，将周志刚、罗祥从保石中学发配到村小教
书。我和妻子也被驱逐出保石镇，到更偏僻的观音小学教学前班。后
来听说，把我们驱赶到那里，除了偏僻外，还因为那里80%的教员是
共产党员。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让他家破人不亡，让学生听不懂。

我们的预备与刘贤斌他们在另一面的预备同时遭到打击和挫折。

志刚的经历和意义很传奇。他后来也愤然辞职出门，最初很艰难。我
在《从卧底到坚定不移的民运人士──记我的朋友周志刚先生》一文
中有详细记叙。

二、三次出发与漂泊

川中丘陵农村，1位16岁瘦少年，揣着1个乡下孩子的梦想，捧着1颗
父亲削了皮、水份浓浓的梨向城市出发。这是1984年9月，我的第1次
出发。

1989年7月，我结束了我的城市求学经历，回到比老家更偏僻的一片
麦地中的乡村中学教书。这次出发，除了空空的行囊，我带回去3样
东西：四川省遂宁中学（刘贤斌、陈卫、梁擎敦等89一代异议分子和
我校、同级）和川北教育学院的毕业证、等待清查的学潮小头领的身
分。

1993年12月，1位乡村教师，应好友刘贤斌先生召唤，到成都谋发
展。那时，我儿子不足百日。那是我的第2次出发。

到第2年8月，我结束了第2次旅行，回老家继续教书。它的代价是负
债、儿子体弱多病、妻跟着受累。唯一的收获是接受了“公开、理
性、非暴力”原则的人权民主理念并试图坚持下去。

第3次出发就因此不容易了。

在儿子面前我尽力作个好父亲；在长辈那里我是个好孙子、好儿子、
好女婿；在学生那里我是个好老师……对于妻子，我将永不合格并歉
疚终生：我连累她节衣缩食还债。她还知道，我的所谓好，是因为我
的第3次出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儿子最依恋我。除了上课，我们形影不离。

1999年7月，我告诉他：我要去营救刘叔叔。他第1次不纠缠我，并从
此告别大病，开始神奇地健康起来。

1999年11月，我在妻的默然无语中出发。身后是夜夜让妻、子寂寞、
恐惧的空荡荡破教室临时改作的寝室，身后是后来听说的、在同事戏
谑中痛哭的妻，身后是妻昨夜无尽的泪和酸楚的话语：

“我有1万个理由不让你走，但想到贤斌，我不拦你。”

我安慰她：“我去支撑2、3年，即使出事也不过判2、3年。为了你和
孩子，我会小心的。”

我出狱后，有朋友问我还能继续教书吗？说杜导斌先生现在还能上课
呢。朋友们的意思是：学校如果还让我继续教书，那么生活上的压力
就减小了。我告诉大家，我当初是辞职：“因为不能全部履行教师的
职责，我申请……”我知道我的出走意味着什么。一旦被判入狱，剥
夺教师资格也在预计当中。我干了10年，经过3年努力，在我出事前
两个月，我领到5,436元钱的补偿金。他们原本这也不愿意给我的。

我不是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真的不是。只因为1989年的枪炮声与坦
克的碾压和其后的“秋后算帐”，让我面对许多自己意愿以外的事
实。和许多人一样，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和选择新的生活意
义。

我的意思是，这种转变的来临，使我必须去承受我计划以外的东西，
使我感觉到我的贫乏无力，我有太多东西没有足够的预备。

比如，大量的失业人口从破产的国有企业涌出来；大量的学生从高校
涌出来；大量的农民被苛捐杂税驱赶进城。混合在这股洪流中，我的
专科文凭和矮小个头都显得苍白，缺少竞争力。

我试着去寻找个1个教师职位，但提供给我的可能并不是教书，而是
为那些野鸡学校四处去做毫无希望的欺骗性招生。

我试着到一些小报谋职，但是提供给我的可能不是做记者、编辑，而
是为那些小报四处去寻找渺茫的广告客户。

和许多到中国内地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们一样，我丢失了不
少登记费、介绍费，但却没有找到要找的工作。

因为正在进行的迫害，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远离我们，其他的人希望
我们能帮忙解决工作和生存问题。

其实，我的心里还压着一块石头：警察、联防队三天两头作拉网式清
查，一旦发现没有暂住证就关进地狱一般的“多保寺”收容所（廖亦
武先生笔下那些底层人物，几乎都在那里呆过。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
这个地方）折磨、罚款。我只好办暂住证，从而把自己暴露在当局的
掌控中，即使我找到工作也难长久维持。这时，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刘贤斌当时的职业民运的艰难和勉为其难。

我带出来的钱不多，很快就花费完了。除了感觉忧伤、凄凉和很想家
很漂泊以外，我并不很着急。我知道我此次出来的目的。我日日在熟
人、朋友处蹭饭吃。

记得《明明白白估量民运的力量》一文发表后，刘青先生和他的秘书
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说文章的调子很低沉。现在想来，是
刘贤斌、老佘的入狱和眼前的漂泊、伤感情绪，不知觉中浸入文字
里。我还想，贤斌和老佘支撑着的时候，我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