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该不该被判处死刑的问题，使我进退维谷，感情和理智发生巨
大冲突。面对汹汹民意，专制国家可以依法判处王斌余死刑，却不便
表明自己的心迹。好在中国的判决书很简练，罗列犯罪事实、证据构
成和适用法条即可，不必对罪与罚所涉及的司法正义和价值冲突问题
进行法理阐述。法律理性也在民意面前却步，有些睿智的法学家闪烁
其辞，不肯明言该案到底应该如何判决。迎合民意是很容易的，也可
能是不负责任的。

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第3卷第29章阐述“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
主”时说：

　　“在统治罗马格纳的领主们被教皇亚里山大6世除掉之前，他们
　　堪称恶贯满盈的楷模。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1桩小事就能导致
　　严重的烧杀抢掠。它们来自君主的邪恶，而不是象人们常说的那
　　样，来自人的恶劣本性。那些君主财富无多，又想活得象富豪一
　　样，他们只好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他们采用的不讲信义的方式
　　之一，便是先制定法律，禁止某些行为，然后又率先给人们提供
　　践踏法律的理由。他们从不惩罚违法者，除非他们后来看到类似
　　的偏见大量涌现。这时他们才着手进行处罚，但不是出于对既定
　　法律的尊重，而是因为他们贪心不改，想从罪犯手里聚敛钱财。
　　由此导致了无数的弊端，而首当其冲的弊端就是：人民变得贫困
　　潦倒，却没有改邪归正；变穷的人竭力去压制那些比他们势力更
　　小的人。因此，所有上述弊端的产生，根源都在于君主。”

民意有充足的理由同情王斌余。在中国，立法的过程就是设租的过
程；行政、司法的过程就是寻租的过程。腐败的脆弱性使专制国家不
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保护和秩序，遑论为底层民众提供平等保护和公
正。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存在严重不公正和行为失范，该案判决不会引
起轩然大波。这位原本善良老实、知法守法的农民工，以他人和自己
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承担了专制国家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灾难。诚
如《博讯》2005年9月20日署名亦忱的评论所言，王斌余杀人是中国
社会朝恶序化演进的必然现象。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雇主侵害却无法寻
求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济，还被黑心雇主喊来的几名帮凶辱骂和殴
打，忍无可忍之际拔出刀子刺死4人、刺伤1人。理性的公力救济的缺
席，导致了非理性的自力救济。首恶乃无限政府。专制国家理应受到
谴责并承担政治责任。因此，认为“处死王斌余有违司法公正和社会
公平，应减轻其刑罚。”“王斌余在潮涌般的民意同情下被处死，他
将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恶序社会的标志性人物。”则是值得
商榷的。

我很同情王斌余，但理智告诉我，他已经是专制国家及其社会政策的
牺牲品。那几个死伤者何尝不是牺牲品。他们不过是为了讨好雇主而
“压制那些比他们势力更小的人”。谴责黑心雇主是没有意义的。只
要制度不能有效地提供平等保护、公正和救济，哪里都会充斥这样的
黑心雇主。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条件下（我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有废除
死刑的可能），不处死王斌余同样有违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为了讨
好民意而法外施恩，是对法制的破坏。中国社会同样会不可避免地演
变成恶序社会，甚至比处死他来得更快。民意可以是浪漫的、非理性
的、飘忽的、分歧的。司法则是现实的、理性的、稳定的、衡平的。
司法一味迁就民意，意味着“群众专政”，结果不是群众运动就是运
动群众，根本不需要法律和司法。文革就是先例。浪漫的民粹主义无
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无法代替专制国家决定王斌余到底该不该杀，只
能说有3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上策，不仅杀，同时解决平等保护和公
正问题，这意味着实行民主改革；中策，只杀，这意味着扩大社会裂
痕；下策，不杀，开允许不择手段自力救济之先例。根据我对当局的
既往经验，他们只能选择中策。

但愿民意不会骂我是冷血动物。（200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