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我从《议报》上看到樊百华所写的1篇文章，得知10月18
日徐州郭少坤先生无端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当天我便往郭少坤的邮箱
发了3封电子邮件，但1封也未回。我猜测他此时不知被当局关押在何
处，担心他那本已伤残的身体会不会受到更大的摧残。此后，我每天
都往他的信箱里发1封邮件，相信他回来后会立即告诉我的。11月6
日，郭少坤被“释放”回来。回到家后，马上给我发来了邮件，告诉
我他已回到了家里。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和郭少坤未谋过面，但我很早就在外电中听到过他的事迹。去年，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郭少坤的电子邮箱，从此后我们鸿雁传书，不是
兄弟胜似兄弟。我和郭少坤过去都是警察，所不同的是：我是教师，
而他是第1线的刑警。他受过伤，立过功，而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
们都在“国家机器”里服务过，但我们有1个共同的观点，即，国家
机器是国家的，不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应该国家化，不应该私人
化。所以，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卫士”，加入了民运。遗憾的是，警
察中持有我们这样观点的人很少，参加民运的更是寥寥无几。据我所
知，在国内，就我和郭少坤两人，在国外，有高光俊、韩广生、郝凤
军等人。我和郭少坤多次谈到“国家机器国家化”的必要性，让更多
的警察加入我们的行列。

郭少坤是因为要参加1个来自美国的友人的婚礼而被绑架的。这位友
人几年前得知郭少坤的窘境后，几年来一直对他的困难家境予以帮
助，两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次友人来家乡完婚，郭家参加婚
礼，送点礼物，完全是情理中事，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段佳话。由于对
方来自美国，草木皆兵的中共当局不但不成人之美，反而对这桩好事
加以骚扰、破坏，活脱脱一副黑社会嘴脸。有趣的是，当郭少坤要求
企图带走他的警察出示办过手续的法律文书时，对方竟说没有。徐州
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国保处的杜科长说：“这不是公安机关的行为，是
地方政府让我们来帮忙的，我们只是听地方政府和党委的”，还振振
有词地反问郭少坤：“过去，你也在公安局干过，我们还不都是听上
级领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就这样，郭少坤被莫名其妙地绑架并
软禁了20天。

这一事件凸现了中国法制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导演这场闹剧的是郭少
坤住所地的街道办事处张主任和1个叫王书记的地方党政官员。他们
也是“听上级的”。这些人既不出示证明身分的有效证件，又没有办
过任何法律手续，动用了几个警察，就随随便便将1个公民从家中绑
走了。中国的宪法规定，任何公民，只有经检察机关批准、并由公安
机关执行才能逮捕，即使是最简单的传讯，也要出具传唤证。这是最
基本的法律常识。郭少坤20天失去人身自由，最起码也算得上是行政
拘留（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行政拘留合并处罚可到20天），
而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作
出决定。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国保处的杜科长说这不是公安机关的
行为，那么谁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呢？没有任何法律授权街道办事处
或街道党委及它们的上级有拘捕公民的权力。然而它们竟然让公安机
关“帮忙”，堂而皇之地绑走了郭少坤。如此混乱的法制，如何谈得
上“依法治国”？

中共当局明知郭少坤没有任何违法或犯罪实事，没有理由办拘禁手
续，所以也拿不出什么法律文书。那几个认识他的警察倒也干脆：
“没有法律手续，我们只听政府的”。好一个“只听政府的”！难道
政府就不要法律、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如果政府可以无法无天，那
还叫什么“人民政府”？叫黑社会或土匪、强盗不是更适当吗？

10月19日，中共抛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在它出台的
前1天，发生了郭少坤被非法拘禁事件；后1天，发生了台州交警冲击
报社事件，这一前一后两出戏唱得真好，将白皮书中所鼓吹的“民
主”神话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