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研
究的最新成果。其作者韩石山与鲁迅和胡适一样，先后当过作家、教
师、编辑并且兼任着不大不小的1个官职。他如何教书和写小说我不
了解。我所知道的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和主编刊物的大致经历。1992年
在河南省西峡县的全国文学创作笔会上，老韩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
所谓“鲁研界”的伪学术和《两地书》原信中记录在案的真鲁迅。在
此后的10多年中，如何认识鲁迅的正面价值和负面影响，几乎成为我
们之间永恒的话题。

在我看来，鲁迅与胡适之间最具实质性的区别，在于鲁迅是文人，而
胡适是学者。《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的最大成功，就在于颇
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根本点：

　　“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
　　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
　　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
　　……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
　　的。他们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
　　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胡适）是在用1种
　　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1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
　　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
　　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

简言之，学者是近现代文明的产物，其最具根本性的标志，是民主自
由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理性的话语表达。文人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其
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党同伐异的价值取舍和情绪冲动的话语发泄。
学者所坚持的价值判断是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是与非，文人所持有的
价值判断是“汉贼不两立”的个人性的爱与憎。

直到1932年4月30日，已经加入左联并成为盟主的鲁迅，在《二心
集．序言》中颇为真诚地清算了自己前半生的“坏脾气”：“我时时
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
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
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
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的确的。”

针对鲁迅所说的动不动就要与别人“汉贼不两立”的“党同伐异”的
“坏脾气”，更加情绪化也更加心直口快的郭沫若，在发表于1930年
的《“眼中钉”》中，倒是说出了光明磊落的大实话：“在当时的所
谓《语丝》也，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要
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的比较进步的知识
分子的集团，说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
老板而已，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
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
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
这儿坦白地招认的。”

从另一方面说，学者是可以通过勤奋学习和认真积累而进行复制的。
1位杰出的文人，除了需要某种天资之外，还需要水深火热的挣扎煎
熬和不可操控的孕育窑变，才有可能造就成功。象鲁迅那样的天才人
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人力来替代和造就的；象
胡适那样的文化大师，却是可以通过富于建设性的良好教育批量培养
的。

返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整个文化界最大的误区和盲点，就在于
浪费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去学习不可学的鲁迅，而不是去学习可以学
习的胡适。在我看来，韩石山所说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主要是基于这一盲点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