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

序言一　／茉莉
序言二　／达赖喇嘛

第一篇　“六．四”灾难

一、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附《判决书》）
二、囚徒们的新年——八九“六．四”入狱纪事
三、让我的心陪伴您——写在丁子霖大姐被捕之后
四、收审所——无法无天的铁窗——我的见证
五、张志新的凄然清泪
六、村野里的少年坟
七、受难者的最大痛苦

第二篇　年年“六．四”

一、疯女人的谣曲——“六．四”五周年忆
二、我的名字的故事——“六．四”七周年小忆
三、岁月匆匆向谁诉——“六．四”九周年感怀
四、执着的守夜者和圆滑的文人——“六．四”十周年谈作家

第三篇　人权之旅

一、良心的共和国纪行——访大赦国际伦敦总部
二、忆土耳其人权之旅
三、江泽民访挪威风波
四、人权——真伪民族主义的道德分界线
五、民主人权理念的胜利
　　——记瑞典首相访华导致国会提起不信任案投票
六、丹麦人甘当“出头牛”——哥本哈根人权纪行
七、献给丁子霖的宁静乐章——瑞士首都伯尔尼代领奖散记
八、日内瓦，我们不伤心！——联合国人权会议与会散记

第四篇　西藏生死

一、我的达兰萨拉之行——印北西藏流亡社区访问散记
二、我的藏族朋友达瓦才仁
三、他为西藏而燃烧——悼土登额珠先生之死
四、一段特殊的西藏反右史——好汉人的悲惨故事
五、“反动大众”和西藏文明
六、为了不让西藏死掉——第三届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大会小记
七、东方大智者：超越民族国家

第五篇　人道关怀

一、让我们去问个为什么——中国孤儿院虐杀儿童原因初探
二、评邓带来的惶恐
三、反叛，为了人的尊严
四、“人道干涉”的祖师爷——荷兰学者胡果．格老秀斯

第六篇　北欧巡礼

一、瑞典为中国儿童哭泣
二、在瑞典批评首相之后
三、联合国讲坛上的半分钟
　　——瑞典副外长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的发言
四、在丹麦的春天里寻思——写在联合国“反华提案”提出之后
五、北欧传教士在中国——一百年前的故事
六、在尊严与机会之间——记安娜抗议中国干涉瑞典内政事件

第七篇　追索和平

一、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诺奖得主格拉斯
二、从瑞典和平运动看人民争取和平权
三、“你们中国还要打仗吗？”——和瑞典朋友丹尼尔一夕谈

第八篇　政治评论

一、我看中国海外民运内斗
二、网上中国人爱国没商量——记《北欧华人网路》围攻瑞典人事件
三、“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

异乡的风景再好，也难以在心中生根。人在睡眠中，往往更清楚地意
识到自己原来是什么人。好多次梦中醒来，结结巴巴地告诉丈夫和孩
子：我又回到了乡下，那间祠堂改成的学校，我扛着一对竹竿帐棍，
跟着爸爸后面跑！

这不完全是一个年届中年的妇人的梦呓，而确是来自我童年生活的真
实图景。就在扛起竹竿那一刻，我在湖南山乡钻山洞、采野花的快乐
童年结束了。

父亲是一个安守本分的乡村中学教师，但是在那“砸烂一切”的红海
洋时期，他的那段曾在蒋介石当校长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历史
被揭发出来，因此被造反派批斗得鼻青面肿。刚进初中念书才7天的
我，也被造反派勒令退学。没有人在乎我一连3天的哀哀痛哭，爸爸
沉默地把一对竹竿帐棍塞进我手里，自己扛起被包，胸前吊着“国民
党残渣余孽”的大字牌。在一个黄昏里我们被扫地出门，父女俩踉踉
跄跄地长途步行，回老家劳动改造。

坐在老家乡下土屋的柴禾捆上，小小年纪的我，还在为自己的失学伤
心。因此不懂事地质问父亲：“为什么当年你不肯留在台湾？”曾经
在台湾省政府做过实习生的父亲，压低声音告诉我：当年他的那一批
中央政大毕业留在大陆的同学，有哪些人在共产党土改镇反中被枪
杀，有哪些人在反右运动中自尽。我们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肃，已
经算得上幸运。

从那时起我不敢再抱怨命运。在乡下起早摸黑，几年的辛苦劳作之
后，滚了一身泥巴的我，被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这之后，我在教学
生时也教自己──从乡村小学土砖垒成的讲台，一直教到大学漂亮的
梯形教室。

1989年的“6．4”改变了我的一生。历史用残酷的铁血，抹掉了往日
的青春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自己的本心，对强权
说出真理。在刽子手行凶的时候拍案而起，我因此有了另一番人生
──过去很少关心政治的我，成了一个系狱铁窗的政治犯、一个异乡
飘泊的流亡者。

流亡北欧经年，在没有人说中文的地方，我开始用中文写作。很惭
愧，身为一位女性作者，我没有写出美丽温柔的文字，相反，我的文
章令一些同胞讨厌万分。多少次在网上看见臭骂我的评语，我也问自
己：为什么要这样惹别人生气？

因为，我仍然是那个扛着竹竿、跟着鼻青面肿的父亲踉踉跄跄跑的小
姑娘。曾经被剥夺过基本人权的我，本能地觉得，自己对一切侵犯人
权的现象有过问的责任，对一切被欺负的弱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
其他的什么人──，都有关注的义务。身为中国政府明文钦定的“反
革命宣传煽动犯”，我不敢不履行自己的职守──竭尽一己之力去遏
制强权的横行。

我因此会永远流亡。“流亡”一词不仅意味着人漂泊异乡，而且意味
着人在精神上将不再适应自己原本从属的国族。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
讨人喜欢或显示自己高明，只是想和读者一起探讨：在什么地方，自
由被扼杀了，人权被侵犯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这样一本由我的部份文章编成的集子，粗略地概括了本人这些年走出
自我、追求人权理想的旅程。流年似水，我只有这样一些浅陋、但却
是真诚的文字，来与关注人权事业的朋友心灵相遇。

（2001年6月于瑞典）

对于目前旅居欧洲瑞典的汉族茉莉女士之著作《人权之旅》的出版，
我表示赞赏。茉莉女士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由于1989年的
“6．4”事件而成为政治犯，由此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耳闻目睹的
亲身体验，从而成为一个人权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她成为一个不仅
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且抛弃偏见、以同样公正的同情心关注西藏
和其他国家或民族之人权状况的人权工作者。此点尤其令人赞赏。

不管任何民族或种族，人们不喜痛苦、追求快乐的本性是一样的。正
因此，对于人权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致的。人权运动要不带种族、民
族和宗教等偏向、为众生的幸福安乐而努力，不仅是极为重要的，它
对于开发人类的智慧、促进社会的进步等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

茉莉女士为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对此表示赞赏。

被称为达赖喇嘛的释迦比丘 丹增嘉措
2001年6月8日（签字）

读茉莉女士的新著《人权之旅》之时，耳畔正荡漾着北欧著名乐队班
得瑞的新碟《日光海岸》中如仙境般缥缈空灵的乐音。那是一种宁静
的澎湃，如同北欧人的性格，平和之下，蕴藏着爆发的力量。也许班
得瑞心目中的天堂就是北欧了吧。至少他们演绎的仍旧是“北欧的”
天堂。而那天堂中绽放着一朵来自中国的朴素的小花——茉莉花。这
是一种不假修饰、极少索求却给世界带来不可或缺的清香与绚烂的小
花。它从不抱怨自己的生命的短暂，也从来不埋汰大地能够给予它的
养分的稀少。只要有阳光、水和泥土，它就要绽放，就要将纯洁的
白、温暖的黄、优雅的绿奉献给世界，就要在宁静中给人以力量。

最早读到茉莉女士的文章，是在《思想的境界》中发现她的那篇短文
《我名字的故事》。还记得在那篇文章中，她将自己独特的女性情感
倾注到对自己名字的感悟之中。一串故事，就如同一串美丽靥小的茉
莉花，在“6．4”的狂风暴雨中，绽放着摄人心魄的坚定的力量。当
她写到她的丈夫因为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起了《你含苞欲放的花》而
被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告密这段小插曲时，不禁使我哑然而又苦
涩，感叹这些在中共洗脑统治之下的“民主人士”灵魂的凋敝和沦
丧。这种揭露，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我们不仅仅将思考停留在现
象上，而是深入到它的内部的本质。

后来又读了她的几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评论。尽管我对其中的一些观
点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我仍旧喜欢她平静而坚定的笔触。她对高行
健的品评，比起其他人或鼓吹或贬损的评论来说更有力量。因为，她
的评论中，没有那种或为显示自己学问高深，或为贬损他人抬高自己
的成分；一切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理念毫不动摇的自信，发自自己真实
的思想和感悟，毫不掩饰和隐藏。

这就是茉莉女士笔下传递出来的宁静而坚定的力量：真实与爱的力
量。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崇尚粉饰和“辩证”的民族，无疑是珍贵
的。在她的文章里，绝少有恨，更多的是爱，无论是那做伪证的“民
主党派”袁书记，还是在牢中对她施暴的三个女犯，无论是一口官腔
鼓吹“解放军在镇压‘6．4’反革命暴乱中的丰功伟绩，北京没有死
几个人”的女提审，还是甘为中共统治做“炮灰”的邵阳公检法，茉
莉女士的笔下一律对他们流露出同情和友善。而支撑着这同情和友善
的柱石，正是对“6．4”大屠杀坚定的否定和对人性中善良一面真实
的认知。这就是是宁静笔调下传递出的力量的源泉。源于自然本有的
高尚和真理，故此，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永不干涸；无论在什
么境况下，都展现出其摧枯拉朽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真正无敌、
必胜的力量。因为，这是仁者的力量，是源于人类最崇高的理念的力
量。这种力量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无论喊多少口号、如何表白自己
怎样崇高也无法得到的力量。

中国当前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力量。

年年“6．4”，今仲又逢。无以为悼，唯笔代刀。

每年“6．4”，我都能在网络上，在E-mail中看到很多朋友的纪念文
章。这些未曾谋面的朋友，天各一方，在这漆黑的暗夜中，互相依
靠、互相激励、互相传递彼此的力量，如同传递延续人类命运的薪
火，精心呵护，精心采集孕育。谁说历史会忘记“6．4”？谁说中国
人会从记忆中抹去“6．4”！只要人性存在，罪恶就永远会有被惩罚
的一天。不信？去检视历史吧，看看哪一个邪恶的王朝，哪一个乖戾
的暴君逃脱了人性良知和历史的审判？

无疑，在这个“6．4”12周年纪念日里，这部《人权之旅》将是这暗
夜中的一餐宁静的盛宴。它给孱弱者以力量，给悲痛者以安慰，给气
馁者以勇气，给迷茫者以方向。相信人性，相信爱，正如茉莉女士在
《日内瓦，我们不伤心！》一文的结尾处所说的：

　　“纵然万般无奈，我们不忍割舍，也无权放弃正义的抗争。一时
　　的成败得失无关紧要，公道自在人心。”

犯人也有良知。

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有个镜头感人至深：中、日两军正在殊死血
战，中国军队忽然于防区内发现了一座监狱，里面关着数十个犯人。
中国军队的长官打开狱门，对犯人们说：“听着，你们过去的一切，
都一笔勾销了。外面日本人正在进攻，你们有种的，跟着我杀鬼子
去！”犯人们一声呐喊，冲出监狱，拿起武器，向着日本侵略者英勇
拼杀。

1998年洪水肆虐，笔者在本市慈善会看到一则简报：市看守所269名
在押人员捐款7,193.20元。据看守所指导员介绍，这些在押人员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了解到兄弟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前方军民正奋力抗
洪，全国人民纷纷捐资相助的情况后，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们在忏
悔过去罪行的同时，也强烈地希望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便纷纷从
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来，捐献给灾区。

上述两例难道不足以说明，即使是犯人或“准犯人”（姑且用以称呼
“在押人员”），也往往良知不泯吗？

最近读了两篇回忆录，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一篇是遇罗文先生的《我家》。他在回忆哥哥遇罗克的狱中生活时
说：“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横行霸道的杀人犯，一听说
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
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污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
人！”

另一篇是茉莉的《人权之旅》。茉莉女士原系湖南邵阳师专的教师，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在狱中，一个男重刑犯设法转给她一只大鸡腿；监子
里的牢头狱霸也经常用食物“孝敬”她──当然，当她知道这些“珍
贵的贡品”是从其她犯人那儿抢来的时，便拒绝接受。下面的回忆则
更加感人：“大年初一天刚亮，我还朦胧睡意之中，突然听见各监子
依次齐声高喊给我拜年：‘莫老师──，弟兄们祝你新年快乐！’”

既然犯人也有良知，看守人员就更应该将他们当“人”看待，有关部
门就不能容许虐待犯人、折磨犯人的现象存在。难道我们的目的不是
要将他们改造成遵纪守法的公民、让他们重新做人吗？我想，一定不
会有哪座监狱公然订有“可以折磨、虐待犯人”的监规，也一定有不
少地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或比较好；然而不幸的是，仍有一些地方在
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或非常糟，仍然有不少犯人不得不忍受着非人的折
磨。

　　“有的看守缺少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越是夏天温度高，越是借
　　口没有水，不让‘犯人’刷尿桶、洗脸、开窗户。罗克想尽办法
　　和他们作对，结果被他们找个借口给罗克戴上背铐。

　　“手铐在失去人性的人手里成了任意使用的刑具。狱卒动辄可以
　　给一个人戴上，尤其是那些不爱交待问题的‘顽固份子’。最厉
　　害的是背铐，不仅给生活带来不便，也使人无法安睡，痛苦异
　　常。”

　　　　　　　　　　　────────

　　“公安干警对付不听话的‘准犯人’，最常用的办法是电棒、皮
　　鞭、竹条伺候。我刚去收审所时，一听见院子里传来阵阵鞭笞
　　声，就心惊肉跳。

　　“最惨无人道的，是毒打精神病人。那些在外面疯疯颠颠犯了事
　　端的精神病人被收审时，往往要经过一个鉴别真假的过程。公安
　　干警相信一打就能辨出真疯还是假疯。凡是经过毒打仍然疯态不
　　改的人，可以不予追究，释放出监。

　　“至于刑讯逼供，也是屡见不鲜。由于收审对象大部份是‘嫌疑
　　份子’，公安如抓不到证据、破不了案，气恼之下，对不肯交代
　　或无可交代的被收审者便是一番拳打脚踢。同监的女囚常有人在
　　提审后头破血流回监。”

上面两段分别取自于遇罗文先生与茉莉女士的回忆。我宁愿相信他们
是在“恶意诽谤”或“无中生有”。然而，不幸的是，理智告诉我，
他们说的那些状况，不但当时曾真实地存在过，只怕现在也还继续存
在着──孤陋寡闻的我，从未看到有关大墙内的状况已全面改观的报
道，怎能不作此推想呢？

纵观历史，且不说当时的“犯人”往往被后人称为“志士”，即使是
真正十恶不赦的罪犯，服刑期间也得尊重其人格。一个文明社会，怎
能对犯人使用中世纪的刑罚？

犯人也是人，只有在“人”的环境中，他们才会反思、忏悔与接受改
造，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新人”。

《人权之旅》以朴实而感人的文字见证了一个汉语流亡者对良知的坚
守，对人权、自由的真挚追求，见证了我们这个将死方生的大时代。

12年前那个谎言掩盖了真相的时刻，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她凭的
只是一个教师和母亲的爱心、一个公民的良心。其实尘埃已落定，飞
蛾投火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她无法容忍野蛮的暴力对无辜生命的
剥夺，失去生命的悲痛淹没了她对强权的恐惧。她因此而身陷囹圄，
告别了心爱的讲台。但她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没有为自己的选
择而懊悔。《“六．四”灾难》记下了她3年政治犯生涯中的点点滴
滴，记下了一个中国女性在遭受政治迫害时的凛然风骨。

即使在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岁月里，她又何曾忘记那个月黑风高的夜
晚，在夜幕遮掩下的浩劫。她曾为横尸街头的无辜死难者失声痛哭。
她曾为自己的悲伤与愤怒丧失自由。在听不到母语的异土，《年年
“六．四”》，她都写下了她深情的悼念和沉痛的谴责。

当多少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忙于争名夺利、忙于招摇撞骗、忙于欺世盗
名的时候，作者把她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藏高原，投向了那个古老
的少数民族。达赖喇嘛的圣者人格深深地感染着她善良的灵魂。《人
权之旅》、《西藏生死》、《北欧巡礼》等，留下了她为人权呼喊的
足迹。透过这些文字，我以为她对人权的热情，完全出自对生命本身
的关注，早已超越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界限。

我读过作者未收入《人权之旅》的一篇文章，自述一个不懂政治的女
教师成了“反革命”，曾让人跌破眼镜。她说：

　　“在失去故园流亡异乡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不懂政治的。
　　如果政治意味着争权夺利，那我永远也不屑去懂。但是，当政治
　　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人权的关注，意味着一份社会
　　责任和义务，我怎么能不去关心和参与呢？

　　“既然我们注定要在一个铁血的世界里生存，既然历史要用残酷
　　的事件抹掉往日女性的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
　　自己的本心，对强权说出真理，在需要的时候拍案而起。虽然理
　　想主义者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回报，但是人生因此不虚此行。”

我把这些话看作解读《人权之旅》的一把钥匙。她之所以毅然踏上人
权之旅，就源于她对政治的理解——这不是权力的角逐和拼杀，不是
阴谋和阳谋，而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不是狭隘的政治选
择，而是生活的选择、做人的选择。与做人相比，任何制度都是从属
的。因此，她在天亮之前就踏上旅程，去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人
生因此不虚此行”。我想，这也是《人权之旅》一书最大的价值所
在。一句话，就是对传统的、以权力为指向的狭隘政治的超越。在面
临社会转型的时刻，在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王朝更迭的古老国度，如何
才能摆脱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如何才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健康
的新时代，这本书的出版起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以争取人
权而不是夺取权力为目标，执着于捍卫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热衷于
改朝换代。把目光放远一点，把视野放宽一点，在海内、外“彼可取
而代之”式的梦魇仍不绝如缕的今天，这本书无疑也是一剂清醒剂。
我深信，任何狭隘的政治都是暂时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从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到从容辗转于军阀枪弹下的刘和珍
君们，从被残杀的林昭、李九莲到幸存的林希翎、王容芬，从始终坚
持社会批判的肖雪慧、何清涟到将“流亡之旅”作为“人权之旅”的
茉莉，中国女性在20世纪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录。

我祝愿作者在21世纪早日结束流亡之旅，回到她魂牵梦萦的故园。我
相信，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杀戮，还有不公正，还有政治迫害，她就
不会停止她的人权之旅，停止她的呐喊、她的抗议、她的关怀。
（2001年6月10日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1989年“6．4”镇压之后，软弱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大批退回书斋或
卷入商海。他们这种再也不敢过问民主人权的思想撤退，却有其自我
标榜的说词。其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即个人对政治和社会有
“缺席的权利”。

诚然，当专制统治者要求臣民按照他的战略部署“关心国家大事”
时，知识份子发出要求缺席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不合作的反叛姿
态。可是，当统治者为了防止“犯上作乱”、而把国家大事视为执政
党的一家私事、进而嘉奖公民的缺席时，尚未赢得参与权利的人，却
标榜这种“缺席的权利”，其怯懦和做作可见一斑。

读茉莉女士的《人权之旅》，给笔者的一个强烈印象是，这位因为介
入“6．4”而羁狱的良心犯，在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呼吁的抗争活动
中，她不但没有缺席，而且尽可能在场。

茉莉从小就因为是“黑五类崽子”而被排斥在中学的大门之外。这个
文革开始时年仅12岁的姑娘，连基本的求学生活也被逼缺席。长年在
农田里滚爬，使她深入了解到那些并未真正翻身解放的农民的苦难。
她在偷闲时求学，使她有限地接触到雨果、契珂夫的优秀作品，受到
西方作家同情弱者、反叛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感染。

茉莉最初自觉地在场，是在89学运的游行队伍中。“6．4”枪声响起
之后，用茉莉狱中诗的话语来说，在那“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唱，惊弓
的黄鹂在枝叶间喘息，麻雀缩回自己的窝里”的时候，她却反而冒着
危险“在场”，谴责李鹏政府的血腥屠杀。结果，她一生命运转折点
的一次重要的“在场”，就是在当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读
者有缘读到文集开卷的第一篇《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这样催人泪下的文字。

茉莉出狱后，和不少朋友重逢。其中两个朋友，在89学运中一个在
场，一个缺席。那位在场者见到她时，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你怎
么这样傻，傻到监狱里面去了。你看我们，也同样参加过游行示威，
可轻轻松松就过了关，一点都没事。”而另一位缺席者，在见了获释
之后的茉莉时，坦然承认，学运期间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即将研究生
毕业，他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想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由于怕领导分配
时给他“穿小鞋”，他在示威游行队伍中很少在场。因此，他承认自
己的自私、怯懦乃至卑鄙。对于这样忏悔的缺席者，我们已无可指
摘。

茉莉出狱之后，正是国内人们在高压之下噤若寒蝉之时。她仍然以特
有的隐蔽方式“在场”，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后来茉莉一家流亡
香港，到了遥远的北欧，我以为在人权活动中，她也许很难“在场”
了。可是，不断有消息传来，应当“在场”的地方，她不会“缺
席”。在欧洲各种人权活动中，人们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
音。

以特殊的丰富的个人经历，茉莉踏上了“人权之旅”。为了为良心犯
的政治权利和死刑犯的生存权利呼吁，她加入了国际特赦。作为国际
特赦的一名普通会员，茉莉在瑞典为这个组织“摇杯子”募捐。

茉莉先后

◆访问过国际特赦伦敦总部；
◆参加过国际特赦组织的土耳其“人权之旅”；
◆1996年在挪威独身抗议江泽民的来访；
◆1997年在丹麦支持丹麦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在国会大会议厅回答
　丹麦各界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
◆在1998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代为丁子霖领取自由人权奖；
◆1999年和波兰人民一起纪念“6．4”10周年；
◆2000年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与中国政府面对面抗争；
◆……

凡此种种，都有充满正义感的文字记录。

当茉莉代表丁子霖在伯尔尼领奖时，她发现的一个难以容忍的事实，
就是颁奖机构给伯尔尼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出了10几份邀请信，可
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场”。“6．4”使得无数中国人有
了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权利。许多既没有在抗议活动中
“在场”，也没有受到迫害的人，为了得到庇护，他们可以在纪念
“6．4”或抗议中国政府的场合临时“在场”，而一旦得到庇护，他
们就在这些曾经为之赢得政庇“证据”的一切活动中“缺席”了。当
然，这种“缺席”在西方国家也是一种权利。可是，从道德良知的角
度来看，正是诸如此类的现象，助长了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

关注西藏人权问题，是不少中国人忌讳的，因为他们怕担当“汉
奸”、“卖国贼”的罪名。茉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她的心底
无私。《我的达兰萨拉之行》是她的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是该
书的重头文章。茉莉以流露着爱心和同情的动人笔调，记述了她访问
印度达兰萨拉藏人流亡社区、两度受到达赖喇嘛接见的情形。最令人
感动的是，茉莉写到藏人“3．10”自由斗争纪念日的音乐会上，一
个藏族姑娘用英语引吭高歌，哭诉着向苍天伸出呼唤的手臂，她不断
地重复咏唱：“回到西藏的家园去！”在茉莉听来，这是一首活生生
的藏族的《松花江上》，使她作为一个在场的中国人感到难堪不已，
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我们这个100年被别人欺负的汉民族，成了他人眼中摧
　　毁别人家园的可恶的侵略者？

　　“当愤怒的中国人向西方列强说‘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
　　静下来聆听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民族的呻吟和哭泣？

　　“一个这样弱小的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屈辱和苦难，长年寄人篱下
　　流亡他乡，我们中国人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当世界和平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中
　　国人是否能够对50年代的入藏事件进行历史的反思？什么时候，
　　我们中国人能多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国家政治、
　　经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西藏问题？”

茉莉的真实报导和发自肺腑的质问，给象我们这样无法在场了解西藏
人权问题的普通中国人补了一课。此后，作为发起人之一，茉莉和她
的一些朋友组织了欧洲汉藏协会，以“不涉统独，只问人权”为宗
旨，致力于汉、藏两族普通人们之间的了解。

在茉莉的人权之旅中，她有缘结识到国际法专家迈克这样的几十年如
一日支持西藏的人权斗士。西方人道主义抗争精神熏陶了她。西方知
识份子，尤其是那些为了人权而抗争的西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对
她的影响至深：例如，把“大赦国际”喻为“良心共和国”、甘愿作
它的一名普通“公民”的爱尔兰诗人席慕．希尼、为意大利的“良心
犯”走到斯德哥尔摩街头募捐的戏剧家达里欧．福、德国作家、著名
人权活动家的君特．格拉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等等。她从索因
卡那里看到了并且认同这样一种命运：“自由缺席，抗争即命运”。

茉莉也善于从普通的西方人那里吸取灵感和激情。夏斯婷──茉莉的
瑞典好友，瑞典的一名普通的退休护士，国际特赦的普通成员──一
直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给了茉莉以无私的帮助。读茉莉
关于“无国界医生”的文章，可以看到，那些平凡而高尚的西方医
生，在很多救助场合中，原本是可以缺席的。他们完全有“缺席的权
利”和理由。可是，他们总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弱者最需要帮助的地
方，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场。

今天，西方知识份子，已经意识到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残余对民主
社会和民主理念的威胁。由于整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由于中东和中
国仍然笼罩在恐怖和极权的阴影下，任何人都很难处在绝对安全地
带。国际特赦印在Ｔ恤上的一句标语口号，就是“无人安全”。因
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无论在在哪里存在着非正义的现象、非人道
的行为，西方的高尚的知识份子都自愿承担责任。因为，在任何社会
中，公民的权利都是与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可分的。呼吁保护人
权，是公民的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人们对茉莉文章的反应有毁有誉。不少读者说他们非常喜欢茉莉的文
章。我们周围就有一些年轻人以搜集茉莉文章为荣。也有一些读者
说，他们不喜欢茉莉的文章，是因为那些东西太政治、太感情。殊不
知，许多文章，乃至某些洋洋洒洒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缺了这两样
东西，从而缺乏人性光辉。其实，茉莉是刻意把政治和人权区别开来
的。政治并非她的专长。她有情而不煽情。这种“情”，大多是一种
来自自身的命运和同情他人苦难的“痛感”。茉莉的文字干净、明
朗、朴素，在仿佛听邻家大姐道家常、说故事的的笔调中，有其绝不
矫情的动人之处。

面对不少谩骂，茉莉总是把它看作对自己的奖掖和鼓励。因为，她在
人类历史上找到了知音。在茉莉的《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一
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人权活动家托马斯．潘恩、俄国作家索尔
仁琴，都曾被人骂为“卖国贼”。虽然，我不知道、也不敢说，在未
来的人生里程中，茉莉是否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写的人，但她的《人
权之旅》至少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勇敢的人、有良知的
人。对于历史，她有一支不甘无聊、不愿缺席的笔，一颗不甘沉沦、
不愿缺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