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74年出生于西藏安多（今青海省仔科滩县境内）。我的名字也
是我出生后父母和亲戚根据希望能够尽快改变当时的那种苦环境而起
的、只有3个字的名字。如果任何1个人对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的每1个
词能作个调查，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政治风暴的恶劣环境。在中共
侵占西藏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一切的红海洋时期，父亲因家庭出
生的缘故，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农奴主、牛鬼蛇的帽子被批斗。
家里的所有牲畜和财产被所谓的红卫兵全部没收。父母亲带上2个年
幼的姐姐逼迫流浪。父亲劳动批斗长达4年，中共政策稍许有了一些
改善后，被调到兴海县任职。随后，我们一家人搬迁到县城。6岁那
年，我进入幼儿院进接受蒙教育学中文。因为当时在县城没有教授藏
语课的学校，所以我从小学到中专一直学习中文。7岁在兴海县城关
小学就读，13岁毕业后在兴海县中学初中就读，1990年9月1日考入青
海省海南州卫生学校医士专业班学习医士专业学制3年，1993年7月1
日毕业后到2001年6月一直在兴海县妇幼保健站从事计划生育和妇幼
保健工作，工作期间（1998年7月在青海医学院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后
毕业），我于2001年7月踏上了流亡的旅程。

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卫生部，在1994年6月开始在青海各地展开基础
调查，1995年已开始实施第6个调查项目的启动。该项目区，包括有
12个领域。因破伤风在儿童中发病率较高，该病俗称产后风，也称四
六风，在产后4～6天内发病。儿童发病的主要症状有颈项强直、四肢
痉挛样强直身体呈弓样反射状。为此，18～35岁的育龄妇女应该接种
该疫苗。接种疫苗时，首先应准备一些抗敏药品，如：──上腺、地
塞米松、还有氧气。因这种疫苗对药物过敏者，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
果，因而要严格把握药品的数量和注射条件。

笔者所在单位，有两个试点站乡为18～35的育龄妇女接种。第1个试
点乡是兴海县塘乃亥乡。我单位有3人进驻到该乡所属的甲午沟村，
对这传言做了很多的避谣，并把破伤风类毒素疫苗的功能几种效果解
释给人们听，告知村人。因该村离县城仅有40公里，又是半农、半牧
村，所以人口也比较集中。甲午沟村18～35的育龄妇女共有62人。第
1天我们在疫苗接种点，为16人注射了疫苗。第2天，从早上8点30分
上班，到中午12点下班，此间1个人也没有来。起初，我们还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下午照常到接种点去了，同样还是1个人也没有来。无
奈第2天，我们只好挨家挨户地去接种。但奇怪的是，每户人家不是
说女儿到县城去了，就是以儿媳妇回娘家……种种一类的话来搪塞，
使得整个下午，我们没能给1个人接种。晚上，回到我们所住的那个
老乡家，才知道，原来有传言说：县妇幼保健站医生，以打预防针为
名给妇女的注射“绝育”针。所以很多人，象躲瘟疫似的开始躲了起
来。已接种疫苗妇女的家人，也找我们询问其事实真相……工作遇到
了很多阻力。

我们说：这种疫苗不仅在青海注射，而且在甘肃、新疆、西藏自治区
等地都普遍推广；接种必须持续3个月，每月1针，半年后就会在人体
内强化形成免疫能力。即使作出这种解释，但真正信服者却寥寥无
几。所以全县8,492名育龄妇女中，接种疫苗的只有2,060人，实际接
种人数还不到约1/4。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我所住的区域，其它
地方，如青海黄南、海北、果洛、玉树等地农牧民，都普遍拒绝让亲
人注射这种疫苗。原因同出一辙，认为是绝育针剂。这种辣手的问
题，在全省年终妇幼卫生统计会议上，也曾作过讨论。

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因素是：（一）强制抽签做绝育手术，在地方造
成了极大的危害；（二）虽然宣传称“自愿为主”，而在实际工作
中，手术的种类都由医生自行定夺；（三）计划免疫工作在当地长期
无人过问，持滑坡和松懈状态。与此同时，这种工作由计划生育部门
牵头，投入大规模的人力财力，加以简单粗暴的突击入户……使人必
然有所联想，深恐避之不及。当时，我的1位同事开玩笑说：当地人
都得了恐“破伤风类毒素疫苗”症。

调查统计结果，兴海县近30年内有11年发生过鼠疫，累计24起。161
名患者中，就有144人死亡。死亡人率占90%以上。1980年6月18日，
兴海县子科滩附近的赛什唐牧场，4个汉族民工因剥食旱獭感染鼠
疫，由于缺乏隔离，致使38人染疫，7人死亡。直接接触者51人，间
接接触者937人，污染面积达40多平方公里。直至10月底才扑灭疫
情，解除隔离封锁，历时47天。今天，如果你到青藏高原走走看，每
年的5月到6月份，到处都是一片凌乱无章的人潮。他们是从中国内地
来的民工，意图在草原上挖掘“冬虫夏草”，以满足躁动的致富愿
望，采挖冬虫夏草，对草场的破坏、对生态的平衡、对当地人民的生
存，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称之为“盲流”的中国人，对当
地自然资源和居民生活构成的严重的威胁。由于当地藏人受宗教影
响，从不会伤害和剥食旱獭，因此，鼠疫的感染率是非常小的。

1997年兴海县采挖冬虫夏草的高峰时期，两名中国民工在兴海县中铁
乡剥食旱獭后，不明死亡。经当地的群众举报后，有关部门起初认为
税收鼠疫所致，而将整个县城封锁了7天，禁止车辆和人畜出入。因
鼠疫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所以，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恐慌。后经青海
省有关部门认定，两人的死亡与鼠疫无关后，笼罩在兴海县的恐慌才
算雾去云散。虽然，当地人幸运地躲过了这一灾难，但由此引发的危
机，不得不令人担忧。如果对大量的中国盲流不采取有效的限制和宣
传，那么1980年鼠疫悲剧的重演，已并非是杞人忧天。

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在城市强制推行，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也
毫不减势。据《青海省省情》统计，1971年至1983年，青海省针对育
龄妇女共放置宫内节育器37.81万例；结扎12.23万例；引产堕胎16.7
万例。1983年，全省育龄妇女的节育率提高到72.6%。1984～1995
年，放置宫内节育器52.16万例，结扎18.13万例，引产、堕胎25.43
万例。1995年，全省育龄妇女节育率上升到98.3%。

为了加强人口控制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发了1个又1个文
件。从组织人员、经费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工作给予特殊的保障。虽然
在宣传和制定“计划生育条例”时，提倡以宣传为主、自愿为主的原
则，但实施手段和措施，却采用了强制和极端的做法。绝大多数农牧
民妇女，只知道口服十八甲药丸对绝育手术持观望安慰拒绝的态度。
她们不信任手术的安全性，不信任对身体无害之说。所以，农牧区计
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着极大的阻力。为了按时完成省上发配的“绝
育”和“节育”指标。很多地方只好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手术的对
象，已列入到计划生育指标的人，必须进行抽签。医疗卫生部门的主
要工作是做手术，至于具体的抽签方式、人数的确定由当地乡政府的
计生专干，会同村支部书记或其它基层进行统计、召集和实施。

我亲眼目睹的1次计划生育行动，发生在1994年5月。这次，中铁乡杜
宗村和龙务隆村，共有14位育龄妇女，做了输卵管结扎术，巡回医疗
队第1次去时，因当中的11人，不愿绝育，要求做节育手术，但是为
了完成省上的指标，乡政府联同村支部对她们宣布：如抽中签而拒绝
手术者，除了罚款2,000圆人民币外，而且要加倍征收当年的税收、
并没收其土地等等。在恐吓下，14名妇女被迫在当地卫生所接收了手
术。以上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地区，而在很多地方也是以这
种方式开展工作的。每年的全省计划生育总结大会上，省领导都一再
要求：各地州、县应相互交流总结经验，由于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与
地方群众的关系较为薄弱，应联同党政机关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
处；夫妻一方采取绝育措施，这是控制多孩生育的1项行之有效的技
术措施。

澳大利亚儿童基金会援助的“降低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项目，是针
对兴海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居全省榜首（33%）的特殊性，而制定
实施的。小儿发病的死因主要表现在：（一）肺炎。（二）腹泻。
（三）新生儿窒息。兴海，也是青海省唯一享受援助项目的县。但
是，该项目和其它项目一样在当地的实施情况却令人担忧。项目开始
启动后，便是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考察团”，设立命名繁多的考察项
目，来当地进行科研论证；之后是形形色色的探讨和总结大会。不难
看出，该项目的资金究竟有多少做了挥霍和浪费？这是一目了然的。
借口为开展这项工作，该项目领导小组，在本地举办了为期两天的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培训班。为此，特地从省上请了两位老师，安
排在县上档次最高的宾馆内吃、住，而且每人每天有50圆人民币的补
助费（工资照发）。接到卫生局下文通知后，全县80%的乡村医生聚
集县城，由卫生局统一安排住宿。当然，这笔开支也是由项目资金支
付。90%的乡村医生不懂中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省上来的老师
又不懂藏语，而且授课的教材和图片都是中文的。所以，只能我们单
位的两个大夫充当翻译。授课者用汉语讲课，然后再由翻译用藏语介
绍其内容。但是，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其效果是怎样，可想而
知。再说，讲授的内容也不过是些诊断基本常识，如面对患者时首先
询问年龄、发病时间、饮奶次数、还有回诊时观看正确姿态等。稍有
医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一般小孩的病情容易迅速恶化，在没有任何
设施和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仅仅靠问诊是不够的。至于授课中介绍的
治疗首宣乐物有：（一）青霉素。（二）氨卞青霉素。（三）羟氨青
霉素。（四）复方新诺明等。但是，在使用这些乐物之前，都要做皮
肤敏感试验。而在农牧区，乡村医生甚至都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也
没有抗过敏的抢救乐品（最起码的氧气和肾上腺素）。虽然庆霉素在
农牧区常用，但是，如果不注意用药的剂量会使儿童的听力神经受到
损害，容易致聋，危害危及儿童的健康。所以仅仅在两天时间内，举
办1次这样的培训，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培训班结束后，每个乡村医生被派发了一大堆漠不着边际的中文版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门诊登记表》，要求把患者的姓名、年
龄、患病时间和诊断等填写好，报到县卫生局。在农牧区，根本没有
设立什么门诊，更何况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困难，这种工作的价值
就根本无法实现，更何况50%的儿童死前从未就诊的记录。原本填写
门诊登记表，目的是为了调查和研究儿童就诊情况的诊疗后的效果。
但是，由于上述原因，门诊登记根本不能反映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
题，由于，有关部门无视该地区的医疗设施、无视工作人员的文化素
质，种种因素。造成了该地区如此惊人的儿童死亡率。

下面，再举1则实例，看看有关专家是怎样带领调查团，在这1地区开
展工作的。由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位教授率领、3位研究生胁从的4人
调查团，其考察项目是：“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的死因、死前就诊
地点、用药情况等。他们刚到兴海时表示：要对当年死亡儿童人数的
50%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并将这次调查的数据，经妇幼司提交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当他们一行4人在卫生局及妇幼保健站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抵达大河坝乡时，被当地的交通吓的目瞪口呆。其实，大河坝
乡的交通在兴海8个乡中是最好的。在乡上，他们分成两组：2人在乡
政府附近进行调查，2人准备去其它村进行的调查。而当他们听说有
的村不通车时，竟然决定放弃调查，仅在乡政府附近走马观花了几户
人家、照了几张颇具民族特色的照片，便匆匆返回了。据有关人士证
实，他们在塔尔寺、青海湖、循化孟达天池等旅游区游玩了数天。消
耗巨资，让他们千里迢迢的跑来兴海意义何在？游玩，也许才是他们
此行的真实目的。但是，对兴海县的数千名儿童来说，这项生死攸关
的大事，难道他们无足轻重？更可耻的是，他们挥霍的，可是世界上
无数良知者的血汗钱。正如卫生局的1位同事所说的那样：世界农业
发展银行的项目贷款，到每个农牧民手中时，利息象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而国际上给边缘牧区的医疗设备和资金，却是层层扒皮、越来越
少。原因何在呢？正如上述所举，那些名目繁多的考察团、参观团、
领导验收团等等，都是依靠项目经费而完成表面文章的。所以项目资
金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只是人们所知道
的浮光惊影，而背后究竟有多少资金中饱私囊，只有那些贪官最清
楚。

由于上述原因，降低兴海县儿童死亡率，仅仅靠举办几次培训班，是
远远达不到治疗效果，更何况谈治本的目的，如果想扭转这种现状，
或许可以从4个方面积极着手进行：（一）改善地方医疗卫生条件，
重建或强化当地卫生所的技术和设施；（二）给乡村医生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比如配置常用药和医疗设备；（三）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帮助乡村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学习，使他们能够自如地应付一般的常见
病和突发病；（四）改善各地交通设施，因为50%的患儿因处于经济
和居住条件的限制延误治疗时机而造成死亡，上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
这个县的情况，而且整个藏区都是这样的。

自然与社会赋予女性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作母亲、承担人类自身繁衍的
任务。而西藏仍在停留于传统的生育方法和旧法接生，由于生育条件
恶劣，造成新生儿大量夭折；产妇的死亡率也相当高。牧区、农区与
城市相比，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条件更加落后，婴儿存活率仅为
75%，低于城市的5.9个百分点，1998年，青海省兴海县当年儿童活产
数为520人，儿孕产妇死亡高达9人。产妇的主要死因是：（一）产后
大量出血；（二）胎盘滞留；（三）产褥感染。如此，中铁乡妇女卓
玛，就是采用旧生法接生而造成死亡。1998年6月10日，她在家顺利
产下1女婴，当时婴儿脐带由隔壁邻居处理。但产后1天，胎盘仍未自
行剥离，产妇的家人采用传统的办法剥离胎盘，但始终未奏效。这
样，丈夫只好骑马赶了9个小时路程去请大夫，无奈该乡没有专职医
生。最后，高价花费700圆人民币顾了1辆吉普车，用1天1夜的时间才
把产妇送到医院。由于延误治疗时机，赶到医院时产妇因大量出血休
克死亡。在农牧区，以上种种实例不胜举，延误治疗时机，或未就诊
的情况下死亡的也不计其数。比如，1998年兴海县9名孕产妇死亡，
其中8人就是未就诊的情况下死亡的。近几年，计划生育各地严格实
行，育龄妇女的生育数字较前几年明显下降。据资料显示，近几年拉
萨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8.24%，计划生育率达到96.13%。但是，对
农牧区而言，妇女的健康问题未得到任何改善，死亡率居高不下。医
院大多是修建在中国移民集聚的城镇，如西宁、格尔木、德令哈等
地，然而即使是医院的设备条件较好，也因费用昂贵，而使绝大多数
农牧民根本无法获益。

此外，牧区妇女的流产率也相当高。这里所指的流产，是自然流产。
距县城20公里的唐乃亥乡甲午沟村，1位妇女年仅29岁，但4次怀孕全
部流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牧区的妇女劳动强度大，不
懂得必要的保健措施；此外受经济条件所限制，育龄妇女得不到基本
的健康保护。在农牧区，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富有或贫困，一般生育的
目的，在于增添生产劳动力，以及存在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
念。一般来讲，增加人口生育，可以弥补劳力的不足，这样既可满足
就地放牧的家庭劳务，又可腾出人力出外大工、做生意。出于这种
由，人们也是希望多生孩子。

就青海省而言，城乡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是严重的，全省80%的卫生
资源，集中在西宁市和格尔木市。其中，西宁市80%的资源，又集中
在少数几家大医院。但是，占全省人口73%的农牧区，却只有20%的卫
生资源、拥有13%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农牧区、特别是遍布全省的扶
贫地区，总体来看，就医条件差、县乡级医疗单位危房比例高。农牧
区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严重。据青海省政协委员调查结果显示：迫贫
的占贫人口50%以上；结核、已肝、麻疯病、性病等重大传染病，缺
碘性甲状腺等地方病仍然严重危害人们健康，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法定报告表明，青海省有14种传染病。在医疗条件差的西藏3区，500
多万人不同程度受到地方病的威胁。

青海省尚未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的7个省份之1。长期以来，碘
缺乏病在青海的兴海县塘乃亥乡、曲什安乡盛行不衰。两个乡在60年
代初，就有人患有此病。这种明间俗称“大脖子病”的病因，主要是
长期饮用和食用缺碘的人和食物造成。口服碘油丸和食用家碘盐是预
防此病的手段之一。1989年唐乃亥、曲什安、桑当3个病区乡接收了
普查，普查人数4,965，受检率47.89；查出地甲病人数25.5%。显
然，从1978～1999年，政府声称采取补碘治疗，但毫无效果。

除上述传染病外，还有流行性感冒、流脑、传染性肝炎、菌痢伤寒及
副伤寒等。这些传染病多年散发性发生，时匿时现。因青海省区域辽
阔，运输线长，运输方式以公路为主，所以交通事故频繁；加之人为
的自然灾害不断，医疗急救任务就凸显繁重。但是，目前全省医疗急
救工作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设施陈旧、乡的医疗机构急救能力弱；
省、州、县、乡的急救网络不完善，急救指挥平台还没有形成……这
些，都难以应付突发性灾害和其它危机事件的医疗急救，难以保证受
伤人员得到的及时、有效的诊治。政府每年都讲：要把保护人民群众
的健康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位；要把卫生扶贫计划纳入扶贫攻
坚计划之中；要把防病治病与治穷致富结合起来。但是，人类已经进
入新的的世纪，而西藏3区，农牧民在千禧年，甚至尚未受到初级卫
生保健制。

1999年12月，青海省循化县发生一起“脊髓灰质炎”病例，惊动青海
防疫部门，全县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这真是所谓“平时不烧香，临
时抱佛脚”。虽然正值春节，县防疫站以及妇幼保健站主要工作人
员，都被抽调到“扫荡式免疫室办公室”成了配合防疫部门，搞好这
次工作的主干力量。又如例行的程序，疫苗还没有到，大会小会就开
个没完没了。虽然大力着手组织人员，但是，经费方面却没有任何保
证。工作人员还得自备行李，自掏路费。省防疫部门的代表介绍说：
青海省1999年四苗接种率97%（四苗指：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百白
破三联制剂、麻疹疫苗），在今后的两年内四苗接种率要达到100%。
我们私下说：看来这位领导是没有下过基层，纸上谈兵，夸夸其谈。
到过基层的人都知道，缺乏现代设施、缺乏文化教育……其景况是让
人寒心的。农牧区60%的人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防疫，更不知道其
效果及作用。而且，有些地方的，人们虽然知道注射防疫针的益处，
可享受不到这份权利。原因在于：（一）交通不便利；（二）疫苗的
供应短缺（时有时无）不能按要求的顺疗接种；（三）医务人员没有
经过政规培训，无法掌握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如接种卡介苗时应避光
接种，因为不懂得这一原理，虽然接种了，但无法达到应有的效
果）；（四）冷藏设备不足，无法保障疫苗的质量。

2000年1月，我被分派至兴海县大河坝乡日干村接种疫苗，防疫站有1
位大夫分派临近的黄青村。当时，发放脊髓灰质炎疫苗，我俩根据统
计的人数，到防疫站领取了疫苗。因这次是全省大规模的“扫荡式”
免疫，所以防疫站里增加了6台冷冻箱，然而兴海县有60多个村，这6
台冷冻箱该如何分配呢？经过研究决定，这6台冷冻箱放在了县城的
几个疫苗供应点。总之，也算是顾及到了这个“窗口”单位的体面，
至于国际或省上的工作组来视察，看起来也比较正规、雅观。而下到
乡村的医务人员，只能把疫苗装在行李包里，又经过一路上的汽车的
颠簸……到达村庄时，疫苗的质量又可想而知？一般要求，疫苗应冷
藏储存，但我们实在缺乏这种条件。事后，防疫站的1位老大夫透
露：因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向世界承诺，中国在2000年消除脊髓灰质
炎；而这次恰巧并到了这则病例的发生，在这紧要关头，自然引起上
级单位的格外关注。这次“扫荡式”免疫，使得７岁以下儿童，80%
以上都服用了这种甜味的疫苗药丸，然而，疫苗不按常轨储存，效能
丧失。结果，就象这位老大夫说的：“快到春节了，这次劳民伤财、
挨家挨户跑，等于给每个孩子发了1块糖”。

领到疫苗后，我花费180圆人民币雇了1辆“北京吉普”。因临近春
节，每两天1班的巴士，早已停开了，所以找车特别困难。到达日干
村后，找到了这里唯一的村医，经我们合计后，准备风头发放，这样
就能加快进度，因为上面催的非常紧，要求在5天内返回，后续的汇
报、总结工作还在等待。两年前我来该村给几个妇女上过节育环，所
以对这里的情况还比较熟悉。村医去远一点的地方发，我呢，就到附
近的人家。实际上，所谓“附近”，有时要走6、7个小时的路程。我
对村医表示，做计划免疫工作我没有任何经验，请他多多指点。同
时，我也向他转达了上级部门对这次工作的重视程度，县防疫站、妇
幼保健站以及卫生局的主要工作人员，都被抽调到县“脊髓炎扫荡式
免疫办公室”，有关人员甚至还坚定了目标责任制书，他听后感到惊
讶，说自己在这个村做了近12年的乡村医生，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说起来，乡村医生报酬也是1个大问题。前两年，村里还给他们1年
300圆人民币补助，但从96年开始这项补助也被取消了。说实在的，
他没有心思再干这一行。不光是日干村的村医有这种想法，其他村医
也普遍存在着这种想法。所以每发放1颗糖丸，让他收0.50圆人民
币。这也是上级单位规定补助措施。因为除了这种办法外，没有别的
资金来源。至于上级单位的项目验收人员，出则乘“桑塔纳”、“沙
漠王”等豪华轿车；入则宾馆、酒店，珍馐佳肴；工作走马观花、蜻
蜓点水。两者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那么，造成基层资金短缺的因
素，也由此可见一斑。对这种现象，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1998年3月的1天，虽然正值春分时节，但青藏高原的春天却迟迟的没
有到来。我和1位同事搭上1辆车，前往兴海县曲卜藏村，准备在那里
为育龄妇女做皮下埋植术。乡上的领导和计生干事比我们早到1天，
因为他们在那里增设1项扶贫调查。这个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前
些日子获悉，该村村民宗德1家5口人，均患有纤维容洞性肺结核。短
短半年内，1家5口人相继死亡，除远嫁他方的妹妹外无一幸存。虽然
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但是谁也帮不上忙，唯一可做
的就是把死者运到天葬台料理后事。患病时他们想尽办法治疗但是借
钱无着、贷款无门，最后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这个村在兴海县而言是个比较大的村。全村共有育龄妇女409人。89
～93年间，我们就会给该村的部分育龄妇女做过绝育手术。近几年，
连续不断的雪灾、旱灾，使这个村本已稀少的牛羊，愈发减损，所以
人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何谈医疗保健。但计划生育政策是所谓的
“国策”，目前又处于中国人口出生的第3次高峰。省上领导曾多次
强调：计划生育问题不容忽视，不能麻痹大意……　所以在这个节骨
眼上，贫困事小，计划生育却要狠抓不懈。

象往常一样，召集全村的育龄妇女进行了姓名、胎次、孕次的登录，
建立了育龄妇女卡，还为14名妇女做了皮下埋植术。原计划要做49例
皮下埋植术，却因为大部分人交不起手术费而无法实施。120圆手术
费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但对于在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牧民来讲，这
笔钱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面对这种情况，只好给他们宽限时间来凑
足手术费，以后由村支书带领她们，按指定的日期在县卫生站分次手
术。

我们做手术的地方是乡村医生家。他家共有4口人，大儿子出家为
僧，小儿子在家里放牧。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受到放牧，其实也只
是挂个名罢了。牛在前年的大雪灾中几乎全部完蛋，现在只剩几头。
至于羊，家里1只也没有，全家唯一生活来源是靠他给病人看病。我
观察了他的“诊所”，仅仅有一些感冒药和常用的消炎药；不过藏药
却有很多种，是他和他的儿子在山上采挖的草药，回家自己研磨制成
的，因为他本人严格掌握藏药剂量成分等，所以药效不错。我们在他
家住的几天内，看到这里就诊的病人除了他们村子外，还有其他乡的
病人。乡村医生的妻子卓玛告诉我们，像他家里这种生活情况，在村
里还算是好的。有些人家可是吃上顿愁下顿，日子过的令人心寒。再
加上两年前的雪灾、灾旱，境况就更是凄惨。我同事问他：“政府每
年不给救济吗？”他说：“救济是没有见过，不过干部倒是经常来调
研开会，这不又来了嘛”。交谈后得知，卓玛嫁到这个村已快20年
了，认识县上的很多大夫，因为这些大夫下乡时都住在她家，她也认
识我们单位的以前的工作人员。89年她抽中签，在桑当乡做了绝育手
术。同她1天做手术的还有13个妇女。“当时医药费不算太贵，每人
150圆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做绝育手术的话听说要在1,000圆人民币左
右，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年做”当时与卓玛一同手术的人，都不是
自愿的，“但是村支书有话在先，抽中了签，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在中共的侵占和统治下，我们藏人没有权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前
途。贫困是社会的落后现象，中共统治下的西藏，70%的家庭处于贫
困。中共宣称：计划生育政策是人们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但我认
为，要改变一个社会的贫困面貌，应该从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
角度着手。这才是人们脱贫致富的关键。计划生育，对于占据世界人
口的1/4的大汉族来说，也许是适意，但对被统治下的1个小民族而
言，计划生育无异于灭绝性的一着棋路。

《甘孜藏族自治州计划生育办法》对超生的征收标准、核定办法是：
“凡是工资收入的干部职工，可按夫妻双方当年正常工资总额（含基
础职务工资、地区补助、工种工资、活的工资）15%至20%，征收超生
费7年”。这样，按此比例征收，收入越高交的就越多，也算是比较
合理、易于兑现。《办法》还规定：“对干部职工超生、无计划生
育、非婚生育者，除《办法》第21条、第22条处理外，还要降低1级
工资。5年内不得享受困难补助，不能升级、升职、当先进，还要停
发产假期间的工资”。据称，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受到教
育，改变那种有钱就能多生的错误认识。

《办法》地21条有如下规定：

一，“不接收教育，违反办法地7条规定的，所征超生费从幼儿出
　　生之日起计算，按夫妻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15%至20%，征收超生
　　费7年。可以1次征收也可以分期征收，其总额不得低于900圆。
　　继续超生的，加重征收超生费”；
二，“计划外怀孕的，怀孕期每月分别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怀孕费15
　　圆。妊娠终止的所收费用原数退回；坚持生育的，连续征收至本
　　办法规定的生育间隔期满为止”；
三，“非婚生育是违法行为，除批评教育外，非婚生1个孩子，1次征
　　收男女双方非婚生育费1千圆，其中父方负担部分不得少于
　　60%”；
四，“符合情况之一的，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１，少数
　　民族职工、城镇居民；２，汉族农牧民、菜农；３，在高寒边远
　　山区工作8年以上的汉族职工，或有8年以上常住户口的汉族居
　　民”。

（该办法1989年5月8日起实施）

1994年4月，兴海县共青团委、妇联、妇幼保健站3家单位，联合在大
河坝乡进行《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法》宣传。这也是我参加工作第1
次随队下基层，当我们一行4人（团委1人、妇联1人、妇幼保健站2
人）来到乡上，正遇上1年1度的赛马会。整个草场上洋溢着浓浓的节
日气氛，草场周围打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藏式帐篷，餐厅、商店、录
象厅……鳞次节比。我们的工作站就设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地方。乡领
导和工作人员热情款待了我们听取了我们此行工作任务的汇报。这
次，我们要在大河坝乡对18～35岁的育龄妇进行统计，还要对10%的
育龄妇女实施节育手术（上环）。我们希望乡领导给予配合，帮助我
们召集明天的全乡妇女动员大会，会址就定在我们的营帐前。乡领导
欣然应诺，并委派各村的包点干部分头通知，明天早上10点召开动员
大会。我和单位的同事回到帐篷里，准备好了明天所需要的器械和药
品。之后，却因为没有手术床而发愁起来。我们只能所打地铺，在加
上夏季草坪潮湿，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做手术操作，对节育妇女的
身体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俩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步
行4公里，在1个认识的老乡家借了1张床，返回后，又去附近水渠找
来几块大石做支架，才总算凑合出了1张床。第2天一大早，已陆续集
聚来300多人。其中很多妇女领着孩子，带着口粮。我听见她们不断
抱怨：“现在真是我们忙的时候，哪有时间赶这个会，再说手术后家
里的活谁干？”但是乡上的包点干部有令在先：如果不参加大会，将
处于200圆的罚款。所以她们是迫不得已赶来，只求我们抓紧时间、
尽快完结。动员大会开始后，妇联的代表宣读了《青海省计划生育条
例法》细则。随后我单位的同事也作了动员讲话：宣传晚婚晚育、优
生优育；鼓励牧民群众改变传统陈旧生育观念；树立新的生育观念，
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大会结束后，我们为
所有18～35岁的育龄妇女建立了档案；此外，还为33名妇女实施了节
育手术。节育环的安置期为5年。按规定，节育妇女在未取得计生单
位的书面许可下，任何医疗单位或个人，不能擅自摘取节育环。《青
海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非法摘取节育环，违法取环
者，除没收全部收入，并处于500圆以上的罚款，屡犯者加重处
罚”。

这次任务规定，要对总数10%育龄妇女进行手术，而实施手术的33
人，只占总数的5%。最后我和我单位同事商量决定，先收取其余29人
的手术费，让她们1个月后到县城妇幼保健站上环。收取手术费20
圆，工料费2圆，再加上一些消炎药和止血药，总共是36圆人民币，
费用由节育妇女自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担忧，因为放置节育环
的妇女，有的家住偏远，只有靠骑马走1、2天的路程。过重的体力消
耗，很容易引起大出血。所以我在放环，跟她们再三说明应注意的事
项。我想，手术后这些妇女如果真的出现什么并发症，医院又相当遥
远、鞭长莫及，那时她们该怎么办呢？也许是第1次下基层的缘故，
我总是忧心冲冲。我单位的同事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劝慰说：“不用
担心，没有关系的。我干计划生育工作已近10年，年年如一日。这些
妇女的体制很好，抵抗力特别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听了她的
一番话，我觉得压力顿消。伴随这位有经验的大夫，我还有什么放心
不下呢？这是我第1次下基层工作，至今记忆犹新，但是，笔者在印
度看到对狗进行医疗和葬礼以后，回首西藏境内妇女们无法享受此等
医疗待遇而感到不解？也颇觉纳闷？

1992年10月，我分配到在贵德县人民医院实习，分别在儿科、妇产
科、内科、外科4个科室学习两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一）病
历诊断；（二）临床手术操作。虽然贵德县所属海南藏族自治州，但
全县对多数人口的为汉族。就整个青海而言贵德在气候。环境等方面
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堪称“青海小江南”。

在妇产科实习期间，妇产科共有5名大夫。但全都是汉族，没有1个人
听懂藏语。那时我们班有几个会说藏语的同学，到那个科室实习成了
“宝宝”，恰好给大夫们当翻译，因当时有很多做结扎手术藏族妇
女，所以我们在当第1助手时，还要充当翻译。通常，那个医院在
一、三、五安排手术，急症除外。有时还1天做10例绝育手术。有这
么好的实践机会，当然是不肯放过任何一次的，所以我们的心情是有
些“乐不思蜀8个月实习生活结束后，我觉得自己在妇产科临床实践
方面的收获是最大的。在妇产科实习期间，除了观摩过很多例手术
外，由我亲自操作的手术大概也有30例。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作
出如此成绩，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个奇迹呢！在其它科室学习时，一旦
有空闲时间，我和朋友就老往妇产科跑。因为在妇产科手术机会多，
所以临床实践的机会也多。当时，其他同学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在
妇产科做手术上瘾了？可要刀下留情哟！………”

在贵德县医院实习的，除我们外，还有海北州卫校、青海省卫校、青
海医学院的许多学生。有的学生分配来这里实习的，也有很多人是自
己联系的。自费的学生为何托关系来这里呢？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大夫
们比较放手。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刚来的1位毕业于青海医学院的女医生，据说她
时妇产科唯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上班还不到1个月。有1次，我和她
一同在门诊上班，这时来了1位上还的妇女，是从牧区来的。这位大
夫向她做了问诊，我在中间当翻译。很明显患者当时非常紧张，一直
不敢正视我们。最后，这位妇女按规定交了手术费，我就让她上手术
床。我一直用藏语跟她说话，可不知为什么，她手脚忙乱。这位大夫
便在一旁不耐烦了，叫道：“这些‘藏民阿老’（汉人歧视藏人的称
呼）怎么，说藏语也听不懂，跟牛似的横冲直撞。现在有翻译还这
样，以后该怎么办呢？”我听完这话后心理极不舒服。但是碍于情
面，不好说什么，何况她又是我的代教老师。知道以婉言的口吻对她
说：“到这里来的患者都是农牧区的，她们不懂汉语，恐怕会给你今
后的工作带来难度。想学藏语吗？”听了这话她一再说“不……我们
科室的其他同事都不会说藏语，有的在这里干了20年的工作，不会说
半句藏语，工作还不是照常不是干下去了吗？”接着她补充道：“不
想浪费时间，现在我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不想浪费时间”。她
甚至说：“在这个地方长期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打交道，我会发疯的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如刀割。从次，我清楚地看到了“藏
中”2个名词的不同点，也许，这是藏中无法共处的障碍之一，其
实，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这种歧视已是司空见惯了。更何况，在实
习的8个月里，处处能遭遇到这种非礼的待遇。比如说，有1次从长牧
乡来了1个产妇，因胎位不正和过期妊娠，大夫给她进行了剖腹产。
产妇的丈夫和妈妈为了表达感激，特地送来了石磨糌粑（这是西藏上
等的糌粑）、酥油、干牛肉，将这包东西放在了大夫办公室，一再道
谢后离去。当前，值班的那个大夫学生说：“这些东西不卫生，科室
的大夫都不喜欢吃。如果你们想吃，就带回宿舍，不想吃就扔了吧。
天热，放在这里味道大。”同学们将这些好吃的东西带回了宿舍，中
午聚在一起，饱餐了1顿。谁也没有提及这些美食的来历。对每个藏
人来讲，都知道这些食品所包含的感情价值。医生对病人送来的钱是
百般喜欢的，这些钱又是如此卫生吗？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青海省卫校、医学院设在西宁，那里学生实习的话，经济开支相对要
少。但是西宁的医院都是规模大的，里面的病人有应该是些地位的
吧！这和基层医院的普通百姓、农牧民当然不能同曰而语。经过8个
月的实习，无论在病诊断或手术操作方面，基层实习生与省城实习相
比，自然有很大的差异。在基层医院，妇产科的病人相对较多。产
妇、妇科患者、接受节育和绝育手术者……种类复杂。一般来讲，我
不向病人仔细询问为何做绝育手术，只记得许多的妇女都是由村长、
村支书或乡干部带队来做绝育手术的，手术集中的时候，每天可达10
例，少则也有2～3例。医院的妇科手术日从东沟乡带来了4位妇女，
交了住院押金后，护士为她们4人做了手术前准备，并通知她们明天
进行手术。但是到了第2天，其中的1个人偷偷跑了。事后，村干部又
设法把她找回。我的带教老师和科室主任都狠狠地批评了她，说她的
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还浪费大家的时间……。当时我没有认真考虑
过：为何有这么多妇女做绝育手术，并且还会有逃亡呢？现在想来，
这都是不仅行政指令和强制措施造成的。而且1个弱小民族在抗衡种
族灭绝政策而采取的挣扎。对此我只能默默祈愿，早日结束这场劫
难。

1994年7月6日，由县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会同召开了1个
间断的会议。要求全县8个乡、1个牧场的所属范围，进行5岁以下儿
童死亡情况的调查。目的是整理出1套可靠的数据上报卫生部，申请
世界银行卫生署第6项目的贷款。关于项目建议书等行政方面的工作
程序，我不太懂。我们主要任务就是调查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死亡
人数、死亡前就诊地点等。妇幼保健站的8个工作人员，分别下到了8
个乡，另从县医院抽调的1人下到赛十塘牧场。我被分到离兴海县城
最远的南木塘乡。我们在单位那些需要的表格和往年的妇幼工作年
报。第2天一早，我坐上1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出发了。车上一共挤了
7个人，仅我1个是女性。这种车的限载人数是5人（含司机）。在这
个地方，司机根本不愿什么载客和载重限量，没有起码的交通安全常
识。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拼命挣钱。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
地，只要搭上车不管什么好坏，只要能跑就行了。道路极度崎岖，吉
普车蒙着灰尘，吐着浓重呛人汽油味。走了9个小时，司机对我说还
有两公里就到乡上了。可仍然感觉不到接近乡政府的迹象。草原还完
全没有着染上绿妆。从车窗外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的帐篷，小孩在草地
上光着脚玩耍，妇女们在帐篷外打酥油、拾牛粪………终于到了乡政
府，看上去房子倒有些气派，3排平房整齐地排列着，一色砖木结
构。办公室桌椅齐全。另外还有1个职工灶。卫生所的房子相比却差
远了，只有几间低矮的用土块垒建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卫生所所长和
其他两个人，门旁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些常用的感冒药和消炎药，右
边放着1张床；另一间房子里放着两张床，还有1个烧饭用的炉子。没
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和消毒药用具。我把此行的目的简单的向他们做了
讲述，之后他们各自也发表了看法。所长也指明：开展此项调查，仅
仅凭卫生所的几个人手，难以全面展开，得出的数据也就缺乏准确和
完整；而如果以妇幼保健站的名义展开调查，很多群众可能不会配
合。我连忙问：“这是为什么，群众难道对我们单位抱有成见吗？”
所长慢慢道出了原委，使我了解了一些真相。1989年5月，由县卫生
局和妇联保健站工作人员的陪同，青海省第4陆军医院医疗队进驻该
乡，对46名妇女强制进行了绝育手术。但令人奇怪的是，两名妇女在
手术后的4、5年内又相继怀上了孩子。我赶忙问：“这2位妇女的家
离这儿多远？”所长说：“用这里人的话说，不太远，步行5、6个小
时能到达，”我请求所长派给我1名助手，明天陪我一同前往哪位妇
女家。所长欣然应允。经商量后，我们分成了两组，我和所长一组。
这个村离乡政府最近，叫盖十干村。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所长已经
派人来叫我了。因卫生所里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晚上我是挤在乡政府
的1个女干部家里。

背起简单的行囊，我们开始向着目的地走去，山路崎岖不平，翻过1
座座山后，中午12点我们来到了村里。这个村有60多户人家。村里的
人们以半农半牧的方式生活。整个村里和附近的情况一样，没有学
校。年纪小一点的孩子就整天在家里玩耍；稍大一点的孩子帮父母干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照看小弟弟、小妹妹。我们会同村长、会计
等村干部，统计了1994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死亡原因，也问及
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妇女的情况。村长说：“她们家就在山下，我领
你去看”。我便和村长一同前往。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位妇女，她看
到村长领着1个陌生的女人，感觉有点惊慌。她叫央措卓玛我向她说
明我此行的来意，并向她问及了会作过的手术经过。他是1989年5月
在南木塘卫生院做的绝育手术。未曾想，手术后的第4年又怀上了孩
子，全家人真是又惊又喜。吃惊的是，做完绝育手术后还能怀孕；喜
的是得了1个女儿。我问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她说：“很
好！”我又问：“你是否在医院检查过怀孕的原因？”她说：“没
有”。现在生了1个女孩，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因为这可能是一起医
疗事故。应该追究责任的。可善良的卓吗一家有所后怕，不想再于计
划生育部门打交道，在做手术时遭受的罪也许是命中注定。她请我到
她们家去看宝宝女儿。我去时小女孩才学会走路，看到有陌生人进
来，显得很羞怯，我把自己带的一点糖果分给她和其他孩子们。没过
几分钟我俩偏混熟了。我走时她还用小手拽着我的衣服不放，我把央
措的年龄、手术日期及手术伤疤状况认真记录下来，准备把这一情况
报告给卫生局。另外的那个“绝育”妇女，因为家距乡政府太远，骑
马要走3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而未能成行。

3岁那年我就随父母搬进县城，一直到中专毕业，始终没有时间和机
会去农牧区看看。这次的南木塘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
印象：同胞们的日子过得贫寒，妇女门没有任何的医疗卫生保障；孩
子们已到上学的年龄，而附近没有学校；肺结核在这里泛滥成灾，可
村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仅口服一些“赤脚医生”给的感
冒药、消炎药和止咳药；计划生育对她们来说是1个冷酷而陌生的词
语……。我问过3、4个孩子的家长，是否给孩子接种防疫针？他们都
说孩子没有病，无缘无故的给孩子们打什么针？其中有1个人问我：
“你说的防疫针是干什么用的？”我给他解释，孩子从出生到7岁，
都要在不同阶段注射卡介疫苗，这是预防肺结核、百白破、百咳、破
伤风、白喉、脊髓灰质炎等的有效方法。天底下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
子的！他们让我下次来时给孩子们带些这类药物。我对他们说：“这
种药品要在县卫生局防疫部门领取，有专人管理。不过我会把这次所
遇到的情况跟县、乡领导汇报反映的。回卫生所的路上，我遍走遍
想：国际上每年都向防疫部门免费提供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李鹏总
理也向世界承诺2000年中国要消灭“脊髓灰质炎”；可这次来到这个
距乡政府最近的村庄，看到的问题已令人震惊，而更加边远的地区，
问题的严峻性就可想而知了。很多人家里都有《青海省计划生育条
例》的藏文译本，以至于人们见到妇幼保健站的工作人员，就联想到
计划生育，却从不知什么叫计划免疫。甚至有传言说：这次名义是调
查登记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情况，实际是要查看有无超生户，如果
有，那么将要罚款……。这种传言给我的工作带来许多难度，幸好有
所长、村长、村干部们为我打通渠道，否则我说不定真要空手而归
了。

我从盖十村回来后，心里总觉得沈甸甸的。我决定把我所看到的一
切，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愿存在的这些问题能受到相应的关注。去其
他村做统计的工作人员环没有回来，我又在乡卫生所住了几天。我发
现来门诊看病的患者寥寥无几。很多人都是经过长途奔波而来，却是
替生病的亲人看病、买药，至于病情也是由来者传述。我很纳闷，不
禁问道：“没看到患者，光是听别人叙述病情，那药该怎么开呢？”
所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彼此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没有办法
呀！”我又追问：“如遇到青霉素、复方新诺明等等药物过敏的病
人，未经皮下实验却将这类药给病人捎去，在家里发生过敏反应那该
怎么办呢？”所长说：“除患者本人做过敏实验，否则我们不开这类
药，所以也就不可能把这类药给患者捎去”。我惊叹，这么多年，这
个地区的人们怎样熬过来的！周围的很多人好像对我感到不解？那哈
巴是南木塘乡尕科河村民，他骑马奔走两天才到了乡上，只是为了给
临产的妻子买些药。我问他：“这是生第几胎？”他说：“是第2
胎”我又问他：“有没有给过她产前检查？”他说：“没有．。也许
是出于自己的职业责任吧，我劝他妻子去医院，因为在家生孩子的话
恐怕有难产、产后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危险。他苦笑着说：“我们
那有钱去医院，进医院光是押金就要1,000圆。就今天来开的这些药
钱，还是请求所长给我欠的，明年买掉羊毛后再还。听到这话我无言
可对，所长给纳哈合巴妻子开了药。拿着这些药，他骑马有匆匆忙忙
地离开了。望着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只能默默祈祷：愿一切平安
……。

去其他几个村做统计的工作人员都回来了。这时，也到了上级所给的
限定时间了。当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整理完数据，第2天一早我便搭
车回了县城。去其他乡的同事也都返回了，只等我1个人。大家交谈
着这次下乡的见闻。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感受却很一致的，那
就是：落后、贫困。经汇总的资料显示：1993年兴海县5岁以下的儿
童死亡人数138名；死亡的主要原因有肺炎、腹泻、营养不良。接
着，卫生局又电话通知召开会议，要求妇幼保健站的全体人员参加。
我想，借此机会把这次在南木塘看到的情况向领导反映。无独有偶，
去龙藏乡同事也看到了一起绝育手术失败致孕的例子，也正好是陆军
医院巡回医疗队的手术结果。我俩商议后，打算共同反映这个情况。
可偏偏不巧的是，第2天准备参加会议时我却得了急性阑尾炎，还做
了手术。后来，我听说这些情况都给领导做了反映，只是迟迟没有下
文，一直拖着……

每次到基层，我都有新的体会和感受。只是由于本人缺乏写作能力，
叙述之事难以详尽。但无论如何，我是希望，通过自身这7年工作的
零星片断，让读者直观地了解目前西藏实行的计划生育、计划免疫、
妇幼保健的情况。达以抛砖引玉，让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西藏的人权
现状。

8月的草原，绿色丛笼，遍地盛开着朵朵鲜花，景色美不胜收。我和1
位同事的工作，就是这里的兴海县河卡乡村庄，调查监测小儿生长发
育情况。内容包括：测量小儿的身高、体重、胸围、头围，然后根据
显示的数据对小儿衡量，测定小儿的身体发育是否正常，偏胖还是营
养不良？就整个海南州而言，5岁以下的儿童因死亡程度的排列顺序
为：（一）肺炎，（二）腹泻，（三）营养不良。这次，我们的工作
任务注定不会轻松，因为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当时，正值
农忙、牧忙季节，除了一些老人和小孩留守在冬季放牧点以外，其他
人到夏季放牧点放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两个区域调查，这样其工作
量就增加了1倍。在乡政府，我们对主管卫生的乡长说明了此行来
意。他听完我们的介绍后表示，因为州长要来乡里指导工作。事物重
多，加上我们此行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范畴，所以乡上也实在抽不出干
部引导我们前往；至于交通问题，也只能靠自己解决。看来，乡政府
对我们的工作，只能爱莫能助了。再说，这个乡政府的眼里乡下儿童
的健康问题与计划生育间的轻重，再清楚不过了。由于我们在这个乡
没有熟人，加上我的同事不懂藏语，行动起来确实不便。等到下午7
点多种，我们才遇到去幸福村的1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上装有数百
斤的面粉，再加上我和同事、幸福村乡村医生的儿子、两位附近寺院
的僧人，总共有5名乘客。拖拉机行走途中，我与这位乡村医生的儿
子交谈后得知，他年仅13，在兴海民族中学读书，由于他得了肺结
核，校方让他休学回家治疗，坐在手扶拖拉机上，盐望着路边田野绽
开的油菜花，只觉阵阵清香扑面而来；广旷的草原在夕阳的照耀下，
变幻着迷人的光泽。道路崎岖不平，司机又放开了行车的速度，所以
一路上巅簸难耐。我和同事的手紧紧抓着车箱的栏杆。走了大概1个
小时的路程，我的同事说，手已经攥困乏了……。我也有同感，就问
身边的僧人，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村里。他说还需要两个多小时。
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猛然到倾向一方，当反映过来时，我已随着倾
覆的惯性，被抛出了车箱。当时因特别紧张，好长时间都不能站起
来。所幸的是，我和同事都没有受伤。1个年轻僧人的小腿被划开了
很深的口子，连脂肪都露了出来，流血不止。我们身上未带急救药
频，再说这里离卫生所还远。所以我们只好用衣服，毛巾等帮他止
血，让司机找车送他去医院。司机独自远行找车去了。我们在空广的
草原上等待，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气温也逐渐下降。因为附近没有
人家，我和同事权且背靠背来取暖。受伤的僧人靠在面粉口袋上，不
断发出呻吟。那个患肺结核的小朋友，体制本身就很虚弱，而此却表
现的异常坚强。虽然他衣服淡薄，难以抵御冷气，但他将身上仅有的
1包方便面给了那位受伤的僧人，并坐在他身边问寒问暖。我问这个
男孩，你怎么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是谁的诊断？他说是县医院的大
夫说的，并说他前年得过这种病，爸爸卖掉几只羊，用这笔钱带他住
进了县医院，吃药、打针20多天。因没有钱继续治疗，所以带了30天
的口服药回到学校。医生懂得，这种病，是需要加强营养的。但是，
集体食堂，本身就缺乏营养食物；同样，家庭饮食营养也是跟不上
的。虽然他在持续服药，但是上个月感冒后却使他高烧不断，身体消
瘦许多，到医院复查后确认是肺结核复发。这样，班主任就让他回家
治疗，他说班上好几个都得了这种病一律要休学回家。班主任规定，
必须彻底把病治好后才能回校，如果没有治好病就不许回校。老师担
心传染给其他同学。说到这里，他问我：“您是大夫，这种病真的会
传染吗？”我解释说：“会传染的，你们班主任说的很对”。这种传
染性极强一般传播的途径有空气和血液，此外还有患者接触过的物品
所造成的交叉传染……我将这些病理知识讲述给他，小男孩这才恍然
大悟，对我说：“原来是如此，怪不得生病的都是我们宿舍的人”。
我们等待着司机，空广的草原似乎我们5人占据着，上不着村下不着
店。夜是异常的寂静，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猫头鹰的叫声，几乎没有
任何声音。凌晨两点左右司机终于找来1辆拖拉机和1辆三轮摩托车。
我们这些未受伤者被安排到拖拉机上，送往村子；司机亲自将受伤僧
人送往医院。要知道，我们这一路是免费搭车的，而事故发生后，司
机却义不容辞承担起救助的责任。这种真诚和善良的品格，也许就是
我们这种民族的共同特征。说真的，如果社会上所有的司机都具备他
这样的品格，那么这个世界面对事故的发生，就不会有道德败坏的逃
逸现象，那些本来可以救治的人们也就避免了死亡的厄运。尽管我们
这个民族贫穷落后，但是决不会失去良知、道德的天性，这是值得骄
傲的一面。这个世界，道德已日益沦丧，这种行为的表现多么令人珍
视啊！

凌晨4点，我们抵达了村子，来到乡村医生家。他们一家人看到读书
的儿子和我们一起时，还以为儿子在学校闯下了什么祸，一家人显得
非常惊慌。孩子的父亲叫达洛，他的妻子为我们开始生火烹茶，大女
儿拿来1张□皮铺在地上让我们坐。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酥油奶茶送
到我们手中。达洛的儿子，将生病的经过、以及老师返家治疗的情
况，告诉了家人。达洛叹气说：“该……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家真
的是没有1分钱。去年要向国家交的还没有交清，乡上的人这两天又
催的很紧”。为了生计，他曾思虑过贷款的可能，可是贷款必须要有
担保人，并且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得到贷款；何况自己家
牛羊不多，还贷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我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发
现他们一家人都陷入在深深的悲愁中。第2天一早，达洛告诉我们，
今天不能亲自陪我们去调查了，因为他要到乡设法贷款，为儿子治
病、缴清欠税。他对大女儿交待了陪同我们的任务，连早饭也没有
吃，便匆匆步行赶往乡政府。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糌粑），便在达洛的女儿的陪同下，挨家
挨户进行调查。许多情况，真是不看不知道，看过吓一跳。这个季节
对牧民而言，应该是食品和生活条件比较充裕的时候，而经过我们调
查并监测发现，这个村43名儿童就有6名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5名
患有佝偻。原因何在呢？

这43名儿童家庭，大多是食用糌粑，缺乏蔬菜、肉、面粉，至于豆制
品等其它副食，更是闻所未闻。儿童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即使是食用
的糌粑，也仅能加入点酥油，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营养。有的家
人，1日3餐都是糌粑。既然放牧，为什么又没有充足的肉食呢？原因
很简单，因为舍不得吃。每户人家，都希望在夏季多打一点酥油、让
牛羊多长一些膘，这样到秋季卖掉后，就能应付当年的税收、维持一
家油、盐、酱、醋之类的最低生活开销。儿童可食用的营养物质，除
了母乳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添加副食品。那些只懂得把糌粑喂食给母
亲们，如果对她们讲述些有关儿童营养的知识，告诉她们儿童需要在
什么年龄段添加什么食品的话……这对她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来
讲，岂不是纸上谈兵？我说不出什么话，因为讲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可是没有这种保障，这种贫困的现状
无法改变。如果说卫生部能将世界银行贷款，真正落实到第2项目，
那么获得这些帮助的孩子，才能步入健康成长的轨迹。针对3个试点
乡，全县每年要进行3次这类监测调查。1998年7月，在对390名儿童
进行的调查监测中，发现有47例营养不良症、26例佝偻病；而因不良
饮食习惯造成的龋齿患者，只有７例。但是，在全西藏戴有自治名称
之帽的县有143个，在这些县的每3个乡里有那样的情况，那么全西藏
的情况又变成如何呢？

重男轻女的劣习，在缺乏人权保障的中国本土积淀甚深。在这个传统
文化的冲击下，藏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计划生育的极左
方针、中共专制集权的腐败……使得贫困加剧，80%的老年人已愈感
晚年生活无以保障。移民人口不断膨胀，人们又缺乏自愿人口控制的
观念、缺乏文化素质的教育。……种种因素造成了社道德沦丧、人性
堕落。弃婴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兴海县这个小
小的县城，5年内竟发生6起弃婴事件，（4男2女）。我亲眼目睹的1
例，发生在2000年5月9日清晨6点。当时我还没有起床，被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惊醒。我连忙穿衣开门，一看是隔壁开商店的措毛，就问发
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你来看看，我家门口放着1个娃娃”。我一
时反映不及，还问是谁家的孩子？她说不知道，“看上去还没有满月
呢”！到她家，那个孩子已被她的丈夫抱进了屋里了。我们解开花格
毛毯后，一看是个女孩。婴孩没穿衣服，看样子是足月产的，发育良
好，脐带还没有脱落。也许是因为肚子饿了吧，婴孩哇哇直哭。好心
的邻居到商店拿了1个奶瓶，冲了奶粉喂婴孩吃，还换了1块干净的尿
布。随后小孩甜甜的睡着了。这时周围的邻居都来了，大家议论纷
纷，其中1个人骂道：“是谁呀？这么缺德狠心，这可是自己的亲身
骨肉啊！”有人建议：上报到公安和民政部门。我觉得此话有理，经
大夥商议后，准备以此行事。这一天，措毛的丈夫带来了民政部门的
工作人员，他们看了孩子，说是尽快联系上级单位，给孩子找个归
宿。因海南州所辖的地区没有孤儿院，所以民政部门要求暂时代管婴
孩。这一代管，便过去了两个月。有1天，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带来
了1对夫妇。两夫妇年约40，因没有孩子，决定抱养这个婴儿。到措
毛家要把孩子领走。因这对夫妇年过40还没有孩子。所以，决定抱养
这个婴儿。措毛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这两个
月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着，到如今还真舍不得让她走
呢”！措毛的丈夫却考虑的比较复杂，因为孩子的今后还回牵扯到户
口、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在做出抉择时，措毛还是执意留下了孩子。
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却怀着博大的母爱，将弃婴的生命等视于自己的
亲生骨肉，这是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高尚的情操？婴儿遭遇到了离
弃的不幸，但她逢临这样一个好人家、好母亲，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这则故事，仅仅是弃婴事件所表现的普通1例。

弃婴事件，展示了一副末世混乱、人性泯灭的图景。从世界文明进程
的潮流来看，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违背道德，导致弃婴发生的直接因
素。《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1条规定：“超生1胎，从孩子出生
之日起，按夫妇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15%至20%，征收超生费7年；征
收方法，可1次性征收或分期征收，其总额不得低于900圆人民币。继
续超生的加重征收超生费，计划外怀孕的，怀孕期间每月分别征收男
女双方计划外怀孕费15圆人民币，若采用堕胎、流产等方式终止怀孕
的，所收费用原数退回。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自行生育的，从生育之月
起直到取得结婚登记书后第9个月止，每月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
费25圆人民币。非婚生育属违法行为，当事人除接收批评教育外，其
非婚生育的子女，每人1次性罚款非婚生育费1千圆人民币。其中，生
父负担不得少于60%……”。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一）那些既无避孕知识，又处在性成熟的青
年，很可能就是无数孤儿的父母；（二）妇女缺乏婚姻保障，只好扔
掉孩子，以便另寻归宿；（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酷性，也是发生弃
婴事件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青海红十字会医院进修时期，短短半年时间内就目睹了两次弃
婴事件。当时，医院发现弃婴后，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发布消息，
要求父母来领取孩子。但是，这种办法无济于事。院方只有把孩子放
在育婴室，同其他刚出生的孩子一起关照。只等领养人出现，孩子才
真真有个着落。中国内地传到西藏的一种环境习俗，可以说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障碍，世界联合国儿童组织为首的关心和支持人权的各级组
织值得关注的一点。

读到这里也许很多读者就说这只是1个小小县城的情况，但是，笔者
亲身经历工作的这个地方是青海省典型的1个偏僻显，全西藏而言也
是地处青藏高原中部，生活方式上农牧业为主的，基本上可以代表西
藏3区。

在此笔者所描述的这份报告是西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有关医疗卫生
方面的1个真实例证，也许使各位读者对西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真
实情况更加了解或从中可以启发新的思维方式，再说全西藏实行的节
育术、绝育术、人工流产、上环术、皮下埋植术等计划生育措施都一
样的。笔者工作过的这个县在1989年至1994年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措
施是绝育术，18到34周岁的育龄妇女从下到上作详细登记后达到出生
计划数或超生的就强制性地进行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每年的绝育计
划数从中共中央下达的数字经过省（区）、州、县、乡最后到村的，
在基层为了完成命令式的这种计划生育任务，妇女们的抗议中最后只
能抽签的方式进行，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种天崩地裂式的命令谁
也无法抗拒。

比如人口只有5万的兴海县1989年到1994年间600名妇女做了绝育手
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共所统治的全西藏450多万人口中的200
多万妇女，按照上述兴海县的2万名妇女中就600名妇女做绝育手术的
计算方法计算，当时60,000名西藏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仅仅是做绝
育手术的数字，其它数据例证前面有解释而不在此重复。如果以这样
的数字和进度对西藏实行计划生育，那么在未来的30年内中共灭绝藏
人的愿望就会全面实现的。所以笔者在这里请求国际上的各人道组
织，特别是为人类指点迷津指引准确理念的学者们站在正道上来说些
公道话。